中国外贸形势谨慎乐观
2017年的汉堡G20峰会已经结束，贸易仍然是一大重要议题。不过，在当前逆全球化盛行的背景下，全球贸易的未来形势难以在一次G20 峰会上就变得明晰。对于中国而言，当前，外贸能否持续保持增长态势，仍高度依赖于外部形势的发展和国内需求的稳定情况。
2017年上半年，中国进出口形势逆转了过去六年多以来的低迷状态。这是多种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未来，面对依然较大的不确定性，应当积极推动全球化的发展，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改革，提升外贸行业的竞争力，切实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巩固外贸企稳向好的态势。
外贸形势谨慎乐观
2017年上半年，中国对外货物贸易金额同比增长高达19.6%，创下2011年以来的最高增速。进出口贸易额自2016年下半年以来止跌回升，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国内经济稳中向好和外部需求的回暖。尤其是多项刺激国内需求的政策和外贸稳增长政策的发力，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实施，使得外贸发展空间得到拓展。今年上半年，国内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8.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1.0%，均高于去年同期水平。在外部环境上，欧洲和日本经济均持续稳定复苏，新兴市场保持较高增速，未来两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因此上调。
与此同时，外贸结构也在不断优化。2017年上半年，高附加值的机电产品和装备制造产品出口一直保持良好增势，部分重要设备和关键零部件等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增长较快。在区域结构上，上半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增长23.4%，与非洲国家进出口增长28.3%，均高于同期总体外贸增长水平。这与我国的对外开放战略布局是相一致的。
但仅凭此就判断外贸形势已经实现企稳复苏并不充分。这是因为，上半年进出口贸易的增长还有其他一些方面的原因。
一是基数原因。2015—2016年，我国进出口连续两年下滑，直到2016年上半年依然同比下降3.3%。低基数因素所导致的高增速，并不能反映贸易的真实复苏水平。如果从绝对的贸易规模来看，2017年6月，我国的贸易额为2.40万亿元人民币，依然不及2014年9月2.44万亿元的水平，比2016年12月的2.59万亿元的峰值水平也低约7.0%。尽管月度数据存在季节性因素的影响，短期波动较大，但这仍表明我国贸易水平尚未走出低谷。
二是价格因素。2015—2016年中国进出口价格指数呈现下降趋势，而2017年则出现逆转，前4个月的进口、出口价格指数分别上涨13.5%和5.6%；同时，人民币汇率也呈现企稳回升的态势，与过去两年人民币呈现较大幅度贬值的局面明显不同。价格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了前两年的外贸下滑幅度，也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今年外贸的增长幅度。如果扣除汇率和物价因素的影响，上半年国内进出口物量增长水平远低于名义增速。2017年前4个月，进口、出口数量指数累计同比分别增长8.2%和13.4%。
笔者认为，就总体而言，对当前外贸的企稳回升应保持谨慎乐观的态度，不应被较高的增速所迷惑。从内外部多方面的情况看，未来我国外贸能否持续增长依旧面临严峻挑战。
内外部挑战不容忽视
综合以下几方面来看，未来我国外贸形势仍旧十分复杂，风险重重。
一是部分发达国家“去全球化”的政策取向。过去一年多以来，以英国“脱欧公投”和特朗普“美国优先”政策为代表的“去全球化”逆流，正在试图改变全球多边贸易体系的格局。尽管“脱欧”并不意味着英国会与世隔绝，美国特朗普总统亦非彻头彻尾的“贸易保护主义者”，但世界贸易规则的重塑将会一定程度削弱贸易增长的动力。欧盟委员会最新发布的《贸易与投资壁垒报告》显示，2016年，欧盟出口商报告的国外市场贸易壁垒数量增长了10%，到年底全球50多个出口市场的贸易壁垒的总量达到372个。在美国，特朗普总统下令对美国钢铁进口进行调查，也引发全球对于美国借此打开贸易战大门的担忧。从IMF、WTO等国际组织的预测看，未来五年内世界贸易的增速将处在3%—4%的增长区间，再难回到过去30年平均6%左右的高速增长时代。
二是中国制造业竞争力提升趋势呈现削弱的迹象。以在世界贸易的份额来衡量，中国贸易竞争力持续十多年提升的态势在2015—2016年出现了减缓甚至停滞的状态。2016年，中国货物外贸总额被美国略微反超。劳动力、融资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成本上升，都显著影响了我国的外贸竞争力；同时，也受到了主要发达国家大力推进制造业回归以重塑其在世界贸易中竞争优势的影响。未来中国外贸的持续增长将日益面临更多的竞争与挑战。
三是大宗商品价格复苏存在不确定性。2017年上半年，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助推了进出口的增长，但未来全球大宗商品价格能否持续上涨则存不确定性。衡量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CRB现货价格指数年初以来仅上涨4.1%，上涨势头放缓。预计下半年，原油价格受减产不力等因素影响将复苏乏力，铁矿石库存高企、产量增加亦会遏制其价格上涨，各国出于环保考虑限制煤炭需求而产能过剩依旧存在等，则可能导致煤炭价格下行：全球大宗商品整体价格或将维持震荡。此外，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也会对大宗商品价格形成打压。
四是来自周期性金融风险的挑战。客观而言，金融不稳则贸易难稳。过去两年多来，中国外贸的下滑也在一定程度上与外汇市场波动和资本外流压力有关。基于对金融风险的担忧，外贸与外资企业或选择观望或回避态度；同时，金融监管趋严、跨国金融机构“去风险化”，则会进一步限制其对贸易融资、跨国投资的金融支持力度。未来，来自发达国家的政府债务风险与新兴市场国家的外债压力依然不减，可能对中国外贸发展环境的稳定带来一定挑战。
五是来自地缘政治角力等非经济因素的压力。一些非经济因素会对全球贸易的发展带来干扰，例如过去几年里发生的重大自然灾害，以及欧美对俄的制裁等，都在一定时期内形成了对国际贸易正常往来的干扰。当前世界范围内的恐怖主义、地缘政治纷争等持续不断，时刻会对国际贸易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政策需要多管齐下
在外贸回暖的势头下，政府需要坚持政策的定力，采取财政、金融、外贸等综合手段，巩固既有成果，开拓新的增长空间。
第一，坚决维护全球化的大趋势，持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拓展与新兴市场国家潜在合作和发展的空间。中国已经在国际舞台上旗帜鲜明地表示了反对贸易保护的态度，但在具体实践中，仍需要进一步完善和配套政策方面的支持，加强与世界各国的协调与合作。应充分利用G20、WTO等全球多边舞台，倡导包容合作的全球治理理念，引领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同时，以有关国家推行贸易保护主义、放弃部分全球化领导权为契机，积极参与主导有关国际规则的制定。要以“一带一路”和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为载体，推动全球经济合作治理模式的变革，增强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其中，“一带一路”建设是一个重要的战略支点，应通过推动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产业开发和产能合作，为我国的外贸发展提供持续的动力之源。虽然在短期内 “一带一路”难以达到与欧美国家的贸易体量，但其开创的合作模式、发展道路，则会对其他地区产生强大的示范效应。
第二，大力推进供给侧改革，提升中国的外贸竞争力。在降成本方面，可以进一步推广已有的自贸区发展经验，继续加大对各项稳外贸政策措施的督查，促进各项政策措施的落地。应加大减税降费力度，减轻外贸企业负担。通过金融业的供给侧改革和完善监管政策，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在改善外贸产品供给结构方面，可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扶持企业加快技术创新；同时，积极支持跨境电子商务的发展，支持加工贸易的创新发展和梯度转移，鼓励企业培育自主品牌和营销网络，提高外贸产品的质量和附加值。此外，还应积极扩大现代服务业的对外开放，扩大服务贸易，不断提升贸易行业的竞争力。
第三，切实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为外贸发展保驾护航。从外部环境看，美联储已经进入加息周期，并即将开始收缩资产负债表，所产生的负面溢出效应可能对全球经济增长、金融稳定造成一定的冲击。全球流动性收紧，新兴市场货币或将面临新一轮资本流出和货币贬值压力。一些国家的金融资产价格高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前的水平，房地产、股票价格处于历史高位，一旦全球流动性收缩，可能刺破其资产价格泡沫，诱发新的金融动荡。从国内环境看，当前企业债务持续上升，“去杠杆”压力之下，金融风险依然较高，资本外流压力也依然较大。因此，应妥善应对全球货币政策逆转带来的冲击。特别是对美联储缩表可能产生的冲击，要做好充分预判；同时，加强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监测与管理，对可能出现的大规模资本流出做好情景分析和应对预案。
作者单位：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