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伟 本刊副主编、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教授

2019年对于全球经济而言或许是个转折之年。次贷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并未呈现出足够清晰的深度调整，债务问题和资产泡沫问题挥之不去。而当前，主要央行都陆续跟随美联储走上了货币政策常态化之路，包括IMF在内的国际组织对2019年的全球经济增长预期都不甚乐观。那么，我们在2019年将面临哪些压力？有可能看到怎样的转折之光？

当下，在特朗普的冲击下，全球治理正呈现出碎片化态势。特朗普入主白宫之后，采取了一系列与以往不同的内外政策，但迄今为止，仍然很难判断其政策是真正推高了美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还是仅仅加剧了经济波动。如基辛格等所指出的那样，特朗普有可能是旧世代的终结者。白宫似乎在以相较二战结束后更弱的国家能力，弱化其主导缔造的二战后的国际秩序，并试图重塑一个美国承担更少的国际义务同时又享有更多国际特权的未知秩序框架——既有的国际秩序和国际机构都或多或少地感受到了撕裂甚至被边缘化的压力——但新秩序并未浮现。一种可能的转折之光是，全球化在遭受挫折后，反而更加趋向于多极化。

从全球治理碎片化到多级化的进程，也正是西方从“国强必霸”的战略焦虑中逐渐冷静下来，并开始关注、理解和接受中美不太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角色极其重要。过去四十年，中国既受益于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更依赖于中国政府和国民的励精图治。

当前，中国正处于政治、社会和经济的多重转型之中。国际社会将逐步确信习近平主席多次指出的中国绝不走“国强必霸”之路。从“兰德报告”到马丁·沃尔夫，都认为会有另一种可能，即中国从已有的国际秩序向未知新秩序的转型中，更可能充当保守的、稳定的和在一定程度上合作和建设的角色，而不太可能是激进的、对抗的角色。中国漫长的历史和特殊的国民性，决定了其不太可能成为西方设想的那种西化模仿版；而中国近来和未来所遭遇的外部环境的演变，也将成为西方与中国寻找共处、共建、共享之路的进程。

尽管人们对中美贸易争端存在忧虑，但2019年不是没有转折之机。特朗普厌倦已有的国际贸易秩序，并试图对此进行变革，这可能并不仅仅是美国的渴望，而是许多经济体的共识：人们迫切需要一种更开放、公平和富有活力的经贸框架。与此同时，人们也不难看到，特朗普的一些激进举动，已使美国政党的对峙和分化加剧，中间力量迅速弱化，并使美国贸易逆差扩大而非缩小，通胀压力隐现。因此，中美之间基于平等和相互尊重而进行磋商、斡旋的余地很大。在这种背景下，临近2018年年底，中美贸易争端出现了不太引人注目的降级，而非呈现升级之势。这也许是中美关系降温之后的转折点。

习近主席平多次强调，中美关系有一千条理由应当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搞坏。尽管中美贸易争端的解决任重道远，且不能排除经贸问题缓解后，在知识产权和产业政策等其他领域还会再起波澜，但只要中美能相向而行，2019年中美贸易争端呈降级而非升级态势的可能性就会明显上升，在金融、能源等领域的合作潜力也同样巨大。这对双方都不是坏事，而是本就应该有的好事。

任何一种深刻的、触及灵魂的变革，都往往是在内外部压力的冲击下，在历史大潮的合力和领导人有勇气的决断下发生的。真正的变革总是持续、曲折而痛苦的。刘鹤副总理指出，走最容易的路，最后将无路可走。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非常艰难，更不要说，当前还有许多众说纷纭的重大问题需要解决：民企向何处去？消费是升级还是降级？A股为什么跌跌不休？

接下来的2019年，中国经济增速可能仍将稳中趋缓。但面临诸多挑战，相信人们仍会汇集成一种不可动摇的取向：改革开放是基本国策，其升级版必须也必然要落地。预期和信心的再明朗和凝聚，也许是可期待的。由此看，尽管2019年全球和中国经济会面临重重挑战，但于转折之中，光亮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