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钟伟 《中国外汇》副主编

嘉宾：

沈建光 瑞穗证劵亚洲公司董事总经理、首席经济学家

张  明 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社科院世经政所研究员

正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由美方单边发起，事态有不断扩大和越发难以把控之势。从钢铝贸易冲突，到美国政府宣布对华500亿美元商品发起301调查，再到特朗普建议美国商务部加码1000亿美元。这些既弃多边规则于不顾，又霸道而缺乏沟通协商之举，使得人们深深忧虑，中美贸易争端是否会向投资、金融等领域蔓延？是否会成为中美关系，乃至全球经济复苏难以逾越的鸿沟？

钟伟：欢迎两位参与本期的“圆桌”讨论。从2018年3月下旬以来，中美贸易争端似乎呈现扩大化之势，从钢铝到特朗普宣称的1000亿美元清单建议，美方在拒绝沟通协商的单边之路上越滑越远。中方也做了有理有力的理性回应。在两位看来，该如何评价中国的整体关税水平和市场开放程度？中美之间的贸易不平衡根源何在？有哪些措施可渐进缓解这种失衡？

沈建光：自加入世贸组织（WTO）以来，中国关税水平不断调降。如中国平均关税税率从2000年的15.6%降至2015年的9.8%，低于金砖国家的平均水平。但是，中国关税之外的综合税收（关税、进口消费税与增值税）目前仍然很高。汽车，金融，服务业仍然开放程度有限，有进一步开放的空间。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上提出了进一步开放金融业与制造业，特别是汽车行业，改善投资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主动扩大进口，降低汽车关税，加快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政府采购协定》等举措，并强调落地宜早不宜迟。这一表态，开放范围之广，意义之大，堪比中国的“二次入世”。

在我看来，中美之间的贸易不平衡根源涉及到比较复杂的结构性问题。一是美国经济结构性问题。美国常年双赤字（政府预算赤字，经常贸易项下赤字），是典型的消费驱动型社会，消费对GDP贡献率高达80%，美国进口需求高于其他国家；二是全球产业链问题。中国在加入WTO后成为“世界工厂”，中国出口商品中的一半都是外资企业在华加工生产的商品，且外资中的一半为美国企业；三是美元是国际货币，在美元需求旺盛，资本项目回流的情况下，贸易项的赤字提供了美元供给，属于货币输出；四是美国限制对中国出口高科技产品，导致中国从美国进口无法显著提升。

张明：中美贸易不平衡至少有三个原因。原因之一是中国国内储蓄高于国内投资，而美国国内储蓄低于国内投资，这就意味着中国必然存在经常账户顺差，而美国必然存在经常账户逆差。换言之，中国居民是在向美国居民提供跨期借贷，使得美国居民的消费持续高于其当期收入。原因之二是中美之间存在着各自不同的比较优势。例如，尽管中国对美国存在持续的货物贸易顺差，但与此同时中国也对美国存在持续的服务贸易逆差。这说明，中国的制造业相对而言比美国更具优势，而美国的服务业相对而言比中国更具优势。原因之三是美国对中国存在高新技术产品方面的出口限制。要从根本上降低中美贸易不平衡，一方面需要中美降低国内的储蓄投资缺口，例如中国居民扩大消费，而美国居民扩大储蓄以及美国政府控制财政赤字等；另一方面需要美国政府放松对中国的出口限制，当然中国政府也可以扩大对美国产品的进口。不过无论如何，中美之间肯定是会存在一定程度的贸易顺差或逆差的，这本来就是贸易全球化的题中之义。

钟伟：除了贸易领域之外，美国对中兴通讯提起了制裁，人们担忧其他一些中国信息通讯企业也可能受到波及。反过来这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伤害美国的芯片制造企业。美方似乎一直对中国制造2025怀有疑虑，因此有人指出中美贸易争端很可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美国意在拆掉中国追赶美国的梯子。两位如何评价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领域的进展？自主创新能够迅速填补中国在飞机发动机领域和高端芯片等领域的软肋吗？

沈建光：首先，我非常同意醉翁之意不在酒这一观点。从中兴制裁事件中就可以看到，美国之所以对华态度发生深刻变化，特别是选择美国相对占有优势的高新技术产业出手，源于其看到了此领域过去十年来，中国的高速发展以及潜在威胁。可以看到，在人工智能，云技术，物联网等高科技领域，中国异军突起。

其次，在知识产权领域保护这个问题上，我认为要用辨证的观点看待。中国在过去30年虽然经济取得高速发展，但技术上仍旧处于追赶阶段。当前面临的背景出现转变，中国在一些科技领域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列，更加强调知识产权保护有助于实现创新引领，亦有助于维持源源不断的创新的有生力量。当下强调知识产权保护，既是外部诉求，也是内部获得长足发展的需要。

当然，对于自主创新能迅速填补中国在飞机发动机领域和高端芯片等领域的软肋这一判断，我持比较谨慎的看法。我认为，高精尖领域的自主创新是一个漫长过程。现在提倡技术突破有助于补短板，但也不应操之过急，更不能搞运动式发展，造成中低档科技创新产品的产能过剩。

张明：如果中美贸易摩擦仅仅局限在双边贸易领域，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冲击将是比较可控的。但如果贸易摩擦升级到双边直接投资与高新技术合作领域，这将会给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带来更加严峻的挑战。习近平主席在本届博鳌峰会上提出，中国将会显著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中国的确需要增强在芯片、飞机发动机领域的自主研发能力。不过，中美之间在这方面的差距很难在短时间内通过产业政策加以消除。中国需要有自己的产业政策，但产业政策的实施必须符合市场规律。应该避免不顾一切地促进国内芯片等行业的发展，导致大量的资源浪费与市场扭曲。

钟伟：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上的主旨演讲，呼吁开放合作、平等协商的未来，呼吁国际社会要珍惜和平发展，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并提出了中国加大改革开放的具体措施。强调这些措施宜早不宜迟，宜快不宜慢。与此背道而驰的是，美方就双方争端没有明显收敛，人们担心贸易冲突向技术、投资和金融领域蔓延，使得问题更棘手难解。在两位看来，美方的单边主义会滑向除贸易之外的更多领域吗？

沈建光：中美贸易冲突向技术、投资和金融领域蔓延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在我看来，中美关系与博弈从短期、中期和长期来看有所不同。

从短期来看，贸易争端被作为重要武器，这是特朗普兑现竞选承诺，寻求政治资源巩固的筹码；从中期来看，基于全球化使得美国制造业占比的逐步降低并牵涉就业丧失，遏制中国制造业崛起进而避免在技术层面对美国的制造业形成竞争压力，是特朗普“让美国再次伟大”的一个重要诉求；而从长期来看，或超过经济领域而形成“修昔底德陷阱”，美国可能掀起对华的全面反制，无关乎特朗普，甚至未来无论谁出任美国总统，紧张关系都将延续。

从当前局势来看，不仅是贸易战，美国还公开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包括剑指“中国制造2025”，对华鹰派人士全面上位等，显示其对华强势态度正全面升级，中美关系已进入外交非常态之中。在我看来，目前中美形势的演变其实背后凸显了非常态下中美关系的复杂性。

张明：从目前的形势演化来看，我们不能排除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并扩展至其他领域的可能性。当前美国对华政策似乎已经从“接触”（Engagement）转为“遏制”（Containment）。美国政府挑起本轮贸易摩擦，很可能着眼于遏制中国崛起。美国高层官员曾表态，中国政府目前重点发展的领域，就是美国政府将会大力打压的领域。言外之意已经非常明显。在贸易之外，美国政府还可能采取的对策包括：第一，针对中国企业对美国高新技术产业的直接投资，以国家安全的名义为由进行更加严厉的遏制；第二，更加严厉地限制在美国工作的华裔科学家与中国的科研机构及高校开展合作；第三，重返多边领域谈判框架（例如TPP），力图拉拢更多的国家，从多边渠道对中国施加压力。

钟伟：中美贸易争端的缘起，究竟是特朗普出自赢得国会中期选举的目的，还是出自对华战略定位从对话向遏制的转换？但严峻的现实是，中美经贸关系已经遭受损害，这甚至有可能使中美关系全方位受到损害。两位认为，中国应当如何调整其内外部政策，使得中美关系对中国的损害最小化和可控化？

张明：我认为，美国对华战略定位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中国政府可以采取如下一些直接对策来应对中美贸易摩擦：第一，从双边角度加大与美国政府的沟通磋商力度，力争达成双方均能接受的共识与妥协，尽量避免贸易摩擦进一步升级；第二，充分利用美国国内的相关企业协会、智库、工会、游说团体（这些主体会在中美贸易战中遭受损失），从美国国内渠道施加压力；第三，充分利用WTO等多边渠道来团结其他国家，联合向美国施压。

此外，中国政府也应该在国内政策方面进行一些必要的调整。首先，中国政府应该坚定不移地加快国内结构性改革（例如国企改革、土地改革、服务业对民间资本的开放等），以提升中国经济增长效率与可持续性；其次，中国政府应该继续把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放在突出位置，避免因为贸易战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而显著放松金融监管；第三，中国政府应该帮助中国企业努力开发新的海外市场，并且为遭遇美国相关举措冲击较大的行业与企业提供一些帮助；最后，在美国政府日益后退到单边主义与孤立主义的背景下，中国政府应该旗帜鲜明地支持多边主义与全球化。

沈建光：应对贸易战与中美经贸冲突，我认为，仍要强调经贸合作是中美关系的稳定器和压舱石。短期内，采取软硬结合，审慎选择回击标的，并要有理有节，以同等程度的回击为宜，争取最大可能的谈判空间。同时，应在WTO框架下寻求解决途径，并在全球范围内，争取越来越多的支持自由贸易国家的盟友。

而从中国自身来看，要尽快落实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提到的新一轮改革开放措施，实施科技兴国和“中国制造2025”战略，鼓励创新，保护产权，促进市场环境更加公平，加强环境、劳工保护，完善法律与监管等，或可以换来一定的缓和，既是外部诉求，也是走向国际舞台中央的必经之路。

钟伟：两位都指出，良好的中美经贸关系是世界经济稳定复苏的压舱石，并都对中美贸易争端向知识产权、投资和金融领域的蔓延表示了担忧。两位都赞同中国应保持战略定力，继续加大改革开放，坚持产业升级转型；同时也都警示了不要因为各种外部不确定性的困扰，而对所谓短板、软肋进行运动式的、违背产业和市场规律的投入，并提示了中美摩擦广泛化和长期化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