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4月，中美两国领导人在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会面，双方决定，对双边贸易展开为期100天的会谈，以解决中美贸易失衡问题，即“百日计划”。“百日计划”是在中美贸易冲突可能加剧的背景下达成的。特朗普执政后，美国经济和贸易政策处于转向过程中。作为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来源国，中国的贸易政策调整压力也急剧加大。未来中美双方需要有长远的眼光，顺势调整，探索双方经贸关系新的平衡路径。

中美经贸关系的现状与主要矛盾

中美经贸投资关系稳步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美贸易关系稳步发展。特别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美贸易和投资关系的发展更为迅猛。

贸易方面，中国是美国第一大进口来源国与第三大出口目的国。2016年，中国与美国的双边货物进出口总额为5785.9亿美元，其中美国自中国进口额为4628.1亿美元，美国对中国的出口额为1157.8亿美元，双边贸易差额为3470.4亿美元。

投资方面，中美投资关系日趋密切，投资模式从美国向中国投资为主的单向投资流动为主，向双向投资并重转变。中国从美国实际吸收直接投资额已由1986年的3.26万美元增加到2015年的38.3亿美元。而在2001年实施“走出去”战略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增长。与之相应，2015年，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流量达到了51亿美元。

中美两国的经贸发展促进了两国的经济发展，使得企业全球化布局的生产效率不断提升，也使消费者可以享受到更多的物美价廉的商品和服务。尤其对于中国而言，贸易开放促进了中国的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

中美双方对外经贸政策都面临调整

时至今日，特别是在经历了美国金融危机、欧洲债务危机后，世界经济格局悄然发生着变化。当今中美的经济实力对比、产业竞争力等已经与十几年前有显著的不同。在开放的进程中，中美经贸合作的模式所带来的不平衡矛盾逐步累积并显现出来。 出于内外部因素的考虑，双方的对外经贸政策都面临调整，这也使得中美经贸发展面临着挑战。

对于中国而言，“中国制造”显示出中国在全球制造业产品的生产和贸易中处于高端的重要地位，但与此同时，中国也不得不面对贸易转型升级的各种内、外部压力。一是从产品附加值的角度来看，中国在高技术产品出口方面的竞争优势仍较弱，在一些行业中，中国仍处于价值链的低端。而美国对本国高技术产品向中国的出口限制则加剧了双边贸易不平衡。二是在当前的国际分工模式中，发达国家将中国视为“污染天堂”，把生产过程中的污染留在了中国，而最终品则出口到国外供外国消费者消费。三是随着生产成本的提高和环境保护要求的提升，中国产品的传统比较优势逐渐消失。与此同时，中国面临的反倾销、反补贴等贸易摩擦日益增多。四是中国过度依赖制造业发展，影响了服务贸易的发展。以上种种压力表明，现有的外贸方式已不适合中国的发展需要，中国必须要进行贸易转型升级。

对于美国而言，贸易对美国总体福利有利，但随着近年来美国经济、政治实力的相对衰落及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力量的增强，美国国内对全球贸易对美国经济影响的看法日趋消极与保守。一方面，美国的低收入消费者、跨国公司、服务出口商、高技术产品的生产商等在全球贸易中取得了较大收益；但另一方面，在全球化进程中，美国的制造业工人的就业下降较多。虽然一些研究认为，技术变化可以解释80%的美国制造业就业流失，但美国政府坚持认为，是中国、墨西哥夺走了美国制造业工人的“饭碗”。

特别是特朗普上台之后，美国的经济和贸易政策处于转向的过程中。在 “美国优先”执政理念的引领下，特朗普政府对美国贸易政策目标进行了调整，即实行“美国优先贸易政策”（American First Trade Policy）。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多次提出调整贸易政策的主张，且大多较为激进，包括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退出TPP协议、对墨西哥进口产品征收35%的关税、退出WTO等。当选后，特朗普组建了倾向贸易保护主义的贸易团队，退出TPP协议和重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并考虑对进口产品实施5%—10%的进口关税。2017年4月，特朗普提出国家重建的两个原则——购买美国货与雇佣美国人，希望通过对贸易政策和移民等政策的协同调整，提升美国公司和美国劳动者的竞争力。其具体行动举措包括加强美国政府对国内货物的采购，以及调整签证政策等。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办公室（USTR）宣称，“美国优先的贸易政策”将确保美国工人在全球竞争中处于公平的环境。美国希望通过贸易政策的重塑，提升全体美国人民的利益。据此，新的贸易政策要确保美国公司留在美国，在美国创造就业以及在美国纳税，对经济进行重建。同时，通过制造业回归美国，给美国的青年人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促进经济繁荣。2017年2月，美国政府问责局（GAO）的报告认为：美国的政府采购中，在WTO政府采购协议包括的、对外国企业开放的政府采购金额2010年有8370亿美元，而排在美国后的五个最大的政府采购协议缔约方的政府采购金额总额仅为3810亿美元。美国考虑对贸易协定进行修正，调整WTO政府采购协定中对美国不利的部分。

中美经贸发展的主要矛盾日渐积累

在上述背景下，中、美经贸发展中的主要矛盾日渐积累，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从美国对中国的利益诉求来看，一是从贸易的总体规模和结构来看，中美贸易存在较大的贸易差额。根据美国方面的统计，2016年，美国的总贸易逆差为7354.6亿美元，而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就达3470.4亿美元：中国是美国贸易逆差的首要来源地。贸易逆差对美国最直接的影响是降低美国制造业工人的就业机会。二是美国方面认为，中国在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并没有完全达到市场经济的要求，存在汇率操纵、使用产业促进政策、不合理的政府补贴，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足，对国有企业的政策支持等。这些行为影响了中美的公平竞争。美国希望中国通过加强向完善的市场经济转型，实行更严格的政策来遵守WTO规则等，为美国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的条件。美国的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价委员会提交给国会的2016年报告中，对中国的国有企业、过剩产能和市场经济地位等问题进行了重点讨论。三是投资方面，美国企业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减少准入限制，提高外商投资相关法律和法规的透明度、减少对中国国有企业的支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对违反知识产权的行为进行更严厉的处罚等。

从中国对美国的利益诉求来看，投资方面，中国企业对美国投资面临的最主要问题是美国政府外资审查委员会基于“国家安全”（CFIUS）而进行的投资准入限制，投资审批程序繁琐，中国国有企业对美国投资面临不公平待遇。贸易方面，中国关注的主要问题还包括：放松对中国的高科技产品的出口限制；履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第15条规定，在对中国出口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时，以中国企业的价格和成本为基础，确定倾销幅度。

中美经贸关系如何走向新平衡

可以说，中美贸易失衡的问题是累积性的，是国际分工、全球价值链演进、双方经济发展政策、产业调整和转型升级等因素共同作用下逐渐形成的。双边贸易失衡产生的问题，对中美双方的经济发展也有显著的负面影响。预计到2020年，中国的GDP将达到17万亿美元，产业结构进一步升级，经济发展将从依赖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向平衡增长模式演进，中美的经济实力和技术水平的差距也会进一步缩小。在这种背景下，中美经贸关系的调整不可避免。当前，其已经进入调整和解决的阶段。这个调整的方向是基本确定的，关键是解决的方式、路径和力度如何。未来中美经贸关系具体会呈现何种态势，将取决于双方能否以长远的眼光来探索新的平衡路径。

较为极端的假设：中美经贸关系爆发激进式冲突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竞选和上任之初，曾提出了激进的贸易政策主张，典型代表就是要“修墙”。有形的墙如特朗普提出要在美国和墨西哥边界修墙；无形的墙影响更大，因为这意味着美国对贸易的态度从开放走向了保守。从短期看，“修墙”可以保护本国受进口冲击的部门，但从生产看，对整个经济较为不利。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保护性关税有助于促进幼稚产业的发展，保护正在发展中的国内公司形成竞争优势。而发达国家采取保护性措施的目的和效果则有所不同。因为，其保护的是已经丧失的产业的竞争优势，并降低这些行业的国内就业岗位流失。这些收益都是短期的，当其他经济体采取针锋相对的报复措施时，这些收益就会消失或被削弱。美国如果采取激进的贸易战争来解决中美贸易问题，则会带来两败俱伤的结果。

激进式冲突可能引发实际收入下降，产业价值链分割带来的效率损失，以及报复性贸易战引发的福利损失。一是在全球化发展中，全球价值链和国际生产网络逐渐成为全球分工的重要模式，而中国和美国作为亚太区域价值链的两个中心，美国计划的制造业回流将会切断现有的价值链，但是美国的国内价值链可能并不稳定。因为一些中间品在美国国内无法低成本获得，这将影响生产的效率。二是美国的出口商也将面临其他国家采取的报复性关税等更高的壁垒，消费者无法享受产品多样化的好处，产品价格的提高将影响消费者的福利，特别是低收入的消费者。三是从长期看，保护主义将会影响总体生产效率的提升。Melitz（2003）的引入动态产业的异质性企业模型表明，开放贸易有利于资源在不同企业间重新配置，令低生产率的企业退出；而保护主义政策会降低国内企业面临的竞争压力，使得低生产率企业创新的动力减弱，会进一步降低经济增长，并引发工作机会的丧失。

较为现实的选择：中美经贸关系进行渐进式调整

全球化发展需要的是有效的、可控制的贸易政策，而不是单纯的“修墙”保护。中美双方应根据经济发展的形势、产业竞争力、国内经济政策和外部压力来确定贸易开放水平。

传统贸易理论认为，自由贸易对参与贸易的各方都是有利的；然而近几十年来，随着全球化的快速推进，这一理论面临现实的挑战。如在北美贸易协定中，美国和墨西哥似乎都对这一协定不满。美国认为，自由贸易协定剥夺了美国的制造业工人的就业机会；而墨西哥则认为，北美贸易协定使墨西哥的产业固化在价值链的低端，影响了墨西哥的产业升级。全球化正进入调整阶段。完全的自由开放可能会影响全球经济运行的效率与公平。对此，中美双方应寻求最优化开放度水平。最优化开放度指能够平衡开放的收益和损失。值得注意的是，贸易开放水平和经济福利并非是线性关系。经济发展程度、资源禀赋、市场规模、产业竞争力和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等，是确定最优开放度的主要因素。

近期中美两国领导会面达成的“百日计划”，可以看作是避免中美双方发生激进式冲突，促进双方走向渐进式调整的缓冲机制。其可能涉及以下方面的内容。

一是在美国市场的中美竞争与合作。通过降低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来降低贸易不平衡。如美国提升农产品、工业制成品的质量标准，要求中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美国提高敏感商品的进口关税等；美国要求中国对过剩产业，如钢铁，铝等的发展进行限制。通过加强中国对美国的投资，为美国创造新的就业机会，特别是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中国要求美国促进市场开放，降低中国对美国投资的壁垒等。由于中国的投资需要经过美国对外投资委员会的审查，可能短期内中国对美国的投资并不会有明显的增加。

二是在中国市场的中美竞争与合作。通过增加中国自美国的进口来降低贸易不平衡。如扩大牛肉等农业产品的进口，增加天然气进口。中国要求美国减少对高技术产品的出国限制，中国降低消费品等商品的进口关税等。增加中国市场的开放度；美国要求中国进一步对服务业进行开放，如证券和保险业，促进服务业自由化。美国扩大服务贸易出口，增加对中国投资。

三是在全球市场的中美竞争与合作。美国希望中国能达到更完善的市场经济要求，追求“公平贸易”的竞争原则，为美国企业提升公平的竞争环境；同时，通过WTO的《政府采购协议》《环境产品协定》等方面的谈判，要求中国在相关领域有所行动。

“百日计划”的提出，释放了中美采取积极协商的方式来解决双边贸易问题的信号，也预示着双方贸易摩擦在短期内不会以直接的、激烈的形式爆发。“百日计划”以减少双边贸易逆差为直接目标，其效果将逐渐显现。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中美双边经贸问题的累积性和复杂性，在贸易失衡等问题解决的过程中，必将继续存在较强的博弈。

长期来看，面对中美两国经贸关系调整的形势，中国的经贸政策选择可以包括如下几个方面。一是结合国内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构建，进一步提升中国市场的开放度，构建良好的市场环境；二是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让创新成为中国经贸发展的新驱动力，推动贸易转型升级；三是加强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促进中国对美投资，并带动美国就业；四是在中美BIT的基础上，探讨中美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可行性。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贸易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