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2017年的中国经济，又站在了2018年新的起跑线上。处于急剧变化的国际国内环境中，中国经济将面临哪些风险和挑战？如何未雨绸缪，做出积极应对和选择，将关系到中国经济能否行稳致远、实现由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顺利转变。

国际风险因素

从需求端来看，2017年中国经济之所以仍能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除了国内消费需求继续保持稳定增长，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外，一个十分重要的动力源来自于外部需求的强劲增长：净出口对经济的贡献由负转正，部分抵消了投资需求贡献的下降。2017年前11月，按美元计价的出口同比增长6.2%，进口同比增长17.2%，双双由去年同期的负增长转为正增长；名义货物贸易顺差虽有所收窄，但考虑到价格因素和服务贸易改善的情况，实际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由2016年的负值变为2017年的正值。

2017年中国对外贸易大幅度改善，和全球经济复苏，特别是美欧经济复苏密切相关。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连续四轮量化宽松政策的推出使美国经济率先于2012年复苏。由于决策迟缓，欧元区经济先后经历了主权债务危机和银行业危机，于2015年1月才开始推出量化宽松政策，并在历经内部结构调整、欧元贬值、资产负债表修复、民粹主义退潮等后，最终于自2016年年底逐步走出低谷，加入全球经济复苏的行列。作为中国前两大贸易伙伴，欧美经济的复苏共振，为2017年中国经济保持较高速度增长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另外，伴随石油、动力煤、黑色金属、有色金属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在2017年的持续走高，生产供应这些大宗商品的国家（或地区）与中国的贸易也明显改善，增强了外贸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

展望2018年，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国际环境既有有利的方面也有不利的方面。有利的方面主要是欧、美、日等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复苏势头仍将继续，这将有利于世界贸易的稳定和发展，从而也有利于中国对外贸易的增长；不利的方面则包括：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加剧，美国减税、加息、缩表叠加，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以及地缘政治动荡等。

首先，继2016年7月欧盟宣布不承认中国拥有世界贸易组织（WTO）协定的“市场经济地位”后，2017年12月，美国政府也向WTO提交了书面文件，反对在反倾销调查中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再度兴起，再加上民粹主义和经济孤岛主义泛滥，将严重制约中国对外贸易的开展。

其次，美国大规模减税和加息、缩表的财政货币政策组合，将在短期减轻美国企业和个人的税收负担，吸引国际资本流入，并在中长期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推动其制造业振兴，拉动经济增长。其对世界经济的负面溢出效应和对中国经济（特别是货币政策、汇率政策和财政政策方面）的波及影响值得关注。

第三，能源和金属等工业类大宗商品在今年大幅涨价后，预计2018年将趋稳。在需求稳步增长的环境中，尽管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成员国及其他产油国达成了减产协议，但美国页岩油生产可能抵消减产对油价的大部分影响。假如上述对国际大宗工业类商品上涨趋缓的预测成立，则可能削弱来自大宗商品出口经济体强劲的贸易需求。

第四，2018年地缘政治风险主要来自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加剧，中东地区不稳定因素积聚，以及欧洲政治风险上升（如意大利选举、德国政府组阁、英国脱欧进程、加泰罗尼亚独立等）三个方面。

面对上述国际风险因素，建议中国采取“积极应对、创新渠道、合作共赢”的方式予以化解。首先，通过多边（如G20、一带一路、APEC、东盟“10+3”、海合会、亚信会议、 亚欧会议、上海合作组织、大湄公河次区域、中亚区域经济合作等）和双边渠道，加强与主要贸易伙伴的定期对话和沟通，从易到难，利用已有的和正在创建的合作机制、对话机制和全球投资贸易规则，解决投资和贸易摩擦。其次，在国家政策引导下，加快企业“走出去”和对外投资步伐，在积极参与国际产能合作、融入世界经济的同时，也为其他国家的经济和就业提供机会。最后，应不断强化对外开放，调整相关政策，吸引更多的国际投资者、消费者和国际资本到中国来投资和消费。

国内风险因素

从供给角度观察，尽管2017年前三季度第三产业增幅（7.8%）仍超过第二产业（6.3%），但相比2016年同期，第三产业中的金融服务业和房地产业增速已有所减缓，而工业（特别是部分传统制造业）增速则因出口改善和消费升级而有所加快。经济增长背后新旧动能的转化并不尽如人意。

展望2018年，中国经济增长仍有许多积极因素，包括区域空间扩展（如雄安新区、粤港澳、京津冀、长江经济带、自贸区等）、中等收入群体扩大、消费升级持续、产业结构升级加快等。但不可否认的是，经济仍将面临一系列国内风险因素，主要包括：新旧动能转化缓慢，金融不稳定、负债率上升。

尽管党的十九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当然包括2018年）对中国经济工作的根本要求，但保持经济增速的持续稳定仍应是“稳中求进”这一治国理政总基调的题中应有之意。而要保持经济增速的持续稳定，就不能不重视新旧经济增长动能的转化。近几年来，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实施“创新驱动发展”、《中国制造2025》等战略和政策，新旧动能转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与国际先进国家相比，中国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速度依然缓慢、任务依然艰巨。据有关测算，尽管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已由1978年相当于美国的28.2%提升到2014年相当于美国43.3%的水平，但与美国的差距依然巨大。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制造业总增加值的41%，比日本低14个百分点，比德国低20个百分点。要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关键要靠创新。而创新则需要深化在包括转变政府职能、优化税收结构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等方面的改革。

近年来，由于持续的货币信用巨额投放，金融监管跟不上金融创新的速度，再加上人民币国际化的大力推进和移动互联网、现代通信技术的飞速发展，致使中国的金融体制、金融市场日趋复杂，政府的金融风险管控能力面临严峻挑战。2018年，金融风险将主要来自企业债务高企、房地产泡沫仍存、金融领域内部风险增加等三个方面。

根据国际清算银行公布的数据，当前中国全部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为258%，其中政府部门为47%，住户部门为46%，而非金融企业部门为165%。虽然按全球平均水平衡量，中国政府部门和住户部门的负债还不高，但企业部门的负债水平则明显偏高，其占GDP的比重已超过美国（73%）、欧元区（104%）、英国（76%）、日本（102%）和韩国（100%）的水平。在全部企业负债中，国有企业债务约占60%。考虑到大多数国有企业集中在重工业、公用事业、交通、通讯等资本密集型产业，它们的融资来源又大多是国有商业银行或金融机构，其债务风险很容易形成银行的金融风险。201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认定，国有企业为高负债主体。鉴于混合所有制和国有企业兼并改革对减少国有企业债务的作用非常有限，可以预见，2018年将在这方面进行更深远的改革，包括：允许更多的国有企业破产甚至私有化，还应包括理顺国有企业、国有或国有控股的金融机构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密切关系。

2017年，尽管随着地方政府和大多数城市限购、限贷及提高首付比例等一系列调控政策的出台，中国房地产市场开始出现成交回落、价格趋稳、新开工面积和房地产投资中低速增长的局面，但在二、三线城市仍存在房价虚高，投资、投机性交易火爆的情况。另外，前期推升的购房者和房地产开发商的杠杆仍处于高位，房地产市场仍存在不可忽视的泡沫现象。从对策选择上看，除在短期通过限购限贷、加强金融监管等政策性紧缩手段巩固前期调控成果，继续挤泡沫外，2018年，国家还将通过采取加快建立多主体供应、多渠道保障、租售并举等供给侧手段，形成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

由于受金融监管收紧、信用利差收窄、美联储加息等多重因素共振的影响，2017年中国金融系统也出现了诸如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交易风险、信用风险等的叠加效应。尽管中国在减少银行和非银行之间金融往来以及增强融通渠道透明度方面已经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但伴随2018年货币政策仍将中性偏紧，以及美联储仍继续加息等产生的影响，金融系统内部的流动性紧张状况将会延续，并可能伤害到比较脆弱的银行。对此，央行已明确表态，必要时随时准备应对流动性短缺问题。另外，2017年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的成立并全面开展工作，也为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的合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将有助于防止金融系统恶性事件的发生，进一步降低金融领域的系统性风险。

综上所述，2018年的中国经济恰如一艘驶入新海域的巨轮，虽面临各种风浪和暗礁的考验，但只要能把握住正确航向，从容应对，必能乘风破浪、稳定前行。

作者系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高级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