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已悄然过去，2019年如约而至。回望刚过去的12月，世界经济充满寒意，中国经济周期下行不改，这让人更加警惕新一年经济运行所面临的不确定性。货币政策宜适度宽松，但如何宽松才能取得成效？

12月，美联储如期加息25个基点。这是其2018年内第四次加息，也是2015年12月启动货币政策常态化以来的第9次加息。目前，美联邦基金利率基准区间已在2.25%－2.5%。与此同时，美联储仍在维持资产负债表每月500亿美元的缩表节奏。这些举措引起了许多关注：一是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美国经济有衰减之忧，美股在12月份，无论是道琼斯指数还是纳斯达克指数，都已回吐年内涨幅；美国楼市也在持续降温。二是2019年美联储是否会放缓加息步伐，并容忍美元指数的适当回调？三是中美货币市场利差空间收缩甚至倒挂的可能性在加大，从而会加大中国央行公开市场操作的难度。其实不惟美国经济，欧日经济也存在下行风险。

12月，也是中国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重要日子。回顾不平凡的四十年，征途未半，雄关漫道，残阳如血。改革开放是基本国策，也是由内外部时局共同决定的，既不存在完全独立自主的改革，也不可归因于莺歌燕舞的外部局形势，四十年的成果是内因外因共同催生的结果。如今，对内的结构性改革、对外的持续扩大开放，都应坚持和兼顾。

12月，也是全球瞩目的G20领导人峰会召开的月份，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就中美贸易争端等诸多议题交换了看法。目前中美在加速推进贸易问题的框架性协议之中。我们对此尤其应摈弃理想主义。一是对中美关系，我们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而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中美相向而行十分重要。二是中美之间的差异性是多方面的，即便在贸易领域形成争端解决框架，也不能忽略在传统和非传统安全等诸多领域的磨合、摩擦甚至争端。三是决定中国经济周期下行的主要是内部因素，尽管中美经贸关系可能放大和凸显下行压力，但它不是决定性因素。中国的问题仍然要靠自己解决。

12月，物价发出了经济下行预警信号。实证研究表明：如果CPI和PPI双双向上，并且PPI比CPI更快上升，并和CPI形成交点时，预示经济景气会加速回升；反之，如果CPI和PPI双双向下，并且PPI比CPI更快下行，并和CPI形成交点时，预示经济景气将加速回落。而2018年12月份，PPI已下穿CPI形成了景气回落的交点。这表明，2016年10月以来经济周期的反弹已结束，中国经济并没有摆脱周期性下行的压力。目前可以预期，2019年全年CPI同比和2018年大致持平或略低，而PPI同比可能仅在1%，大幅低于2018年。因此，2019年，应当警惕家庭消费的放缓和地产投资的回落，这两者可能构成新年经济下行的新因素。2018年A股的下行、对互联网金融乱象的治理，以及楼市价格的松动，使得中产阶层资产缩水，消费更为谨慎。房地产开发投资在2018年下半年至今，逡巡不前。

12月，央行行长易纲多次讲话，传递了丰富而重要的信息。易行长指出，中国央行已经做好了应对错综复杂的经济局势，包括最坏情景的准备。他还指出，面对中国经济的周期性下行压力，货币政策应当适度宽松。回顾2018年，央行定向降准4次，还调降了支持小微企业的再贷款利率，全年货币市场利率和MLF利率稳中有降，10年期国债利率年内也下降了约60个BP，显示出货币政策的松紧有度。2019年，货币政策适度宽松是基本趋向，但仍面临四个挑战：一是如何解局宽货币，紧信用。2018年名义GDP增速可能在9.5%，但M2和社融规模增速不高，与货币市场利率稳中见松形成反差。二是作为总量工具的货币政策，正承受着日益繁重的为结构目标创设定向工具的压力，更加需要有财税和产业等诸多政策的配合，共同发力来完成“六稳”重任。三是货币政策定向操作的效果，可能会受到传导机制不顺畅的制约，甚至可能出现传导“脱靶”。比如，如果实体企业主业不突出，出现泛金融化现象，就足以影响定向操作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的政策效能。四是宏观调控只能是为结构性改革创造更好的环境，本身属于逆周期操作，无论其如何前瞻、及时或者精准，都永远不能取代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