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受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外溢效应的影响，新兴经济体在2013年下半年、2015年下半年至2016年上半年、2017—2018年经历了多次资本外流。为维护本国金融市场安全和宏观经济稳定，各新兴经济体开展了一系列跨境资本流动管理实践，与此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下称“基金组织”）等机构所提出的建设性建议也为新兴经济体应对风险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新兴经济体跨境资本流动承压

当前，新兴经济体的跨境资本流动压力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从规模上看，新冠肺炎疫情拉低全球经济增速，加重新兴经济体债务负担，增加其在贸易和投资项下的资金流出压力，叠加发达国家货币政策转向加速，进一步加剧新兴经济体资本流入骤停或逆转的风险。从结构上看，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非银行部门债务融资占比提升，加大跨境资本流动的波动性。从形式上看，数字货币等非传统媒介的兴起加大新兴经济体跨境资本流动管理难度。

疫情冲击下的增长放缓导致流出风险累积。经济增速方面，全球各主要机构纷纷下调全球经济预期，基金组织在今年春季年会上宣布将2022年全球增长预测大幅下调0.8个百分点至3.6%，世界贸易组织将2022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预期下调1.3个百分点至2.8%，世界银行在6月7日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中将2022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由2022年1月的4.1%下调至2.9%。贸易方面，疫情对全球贸易供给和需求造成双重破坏，全球贸易体系受到系统性打击，世界贸易组织在2022年4月发布的年度预测报告中将2022年全球贸易增长预期从4.7%下调至3%。投资方面，疫情加剧全球直接投资发展疲软的态势，金融体系脆弱性较高、对外依赖性较强的新兴经济体首当其冲，面临投资流入减少甚至撤离的风险，叠加外向型生产经营活动和出口放缓，部分新兴经济体经常、资本“双逆差”风险加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