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19年5月，中美贸易摩擦重新激烈起来；同时，中国经济也面临居民消费下滑、通胀抬头等诸多挑战。从中长期发展看，中国需要警惕两个陷阱，一个是“修昔底德陷阱”，一个是“中等收入陷阱”。

“修昔底德陷阱”是中国面临的外部挑战之一。百年未有之变局使得二战以来的全球治理结构难以稳定维持，经济全球化也受到保守主义的侵蚀。中美贸易摩擦在这种国际氛围下爆发并不令人意外。回顾百年来美国在经济领域的保守做法，较大的有三次，第一次在欧美之间，对大萧条的形成有推波助澜的作用；第二次在原苏美之间，形成了两大对立的经济阵营，并使南南合作更为艰难；第三次在美日之间，从广场协议到日本资产泡沫化，争端绵延了10年之久。当下则是中美贸易摩擦。

令人忧虑的并非经贸摩擦，而是隐藏在其后的两国关系的再定位。在过去的40年，中国发生了巨大而惊人的变化，在经济体量上，比当年的苏联和日本更迫近美国，且与美国的差距无论是绝对量还是相对量都在继续缩小。尽管中国认为太平洋足够大，容得下两个大国，但美国的对外战略主要是由其所面临的主要竞争对手而定的。特别是特朗普执政以来，其和以往建制派迥然不同的执政风格，使中美摩擦不再仅局限于经贸关系，而是涉及到知识产权保护、技术转让、政府补贴、竞争中性以及执行机制等相当宽泛的领域。拉锯般的贸易谈判已绵延了11轮之久。这使得人们不得不怀疑，美国政府究竟要不要协议？又想要一份怎样的协议？

仅就中美经贸摩擦而言，已有相当多的研究表明，中美双方都有足够大的调整斡旋的战略纵深，主要的冲击将在预期、供应链和技术线路上。中美经济从紧密融合到逐渐脱钩或在所难免。人们担心，这种争端如果缺乏理智和耐心的管控，将使中美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风险大为增加。如此必将影响全球格局。

回顾2010年至今的中国经济，十年间增长不断放缓，结构调整任重道远。在经历了党的十八大、十九大之后，中国目前处于实现全面小康的关键决胜期。经济运行如何？可以概括为2010年之前易热难冷，此后逐渐易冷难热。这是工业化走向中后期，城市化迈过高潮期所决定的。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的转型，很大程度上就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宏观调控如何？既定的稳就业、稳外贸、稳投资、稳金融、稳外资、稳预期“六稳”思路和逆周期调控措施，延续了底线思维、托而不举的定力。但当下经济运行仍出现了两个值得关注的新变数，一是消费，二是汇率。

居民消费自2016年以来温和下行，目前下行节奏有所加快。原因有三：一是过去数年的股市、互联网金融的波动，使居民金融资产增/保值难度加大；二是居民收入增长和就业状况以及对未来的预期，使居民消费行为发生调整；三是人们逐渐对购房购车和通讯消费等大项支出缺乏热情。在投资大致平稳、外贸局势纷乱之际，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逾半壁江山，其基础性作用不可小觑。

人民币汇率自2015年8月以来一直备受关注。中美贸易摩擦不仅影响外贸和外资，也更显著地影响到市场预期。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外汇局局长潘功胜5月19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中国金融当局有基础、有信心、有能力维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刘国强5月23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亦表示，“我们对汇率波动并不陌生，近年来在应对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政策工具储备充足，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宏观审慎管理，稳定市场预期。”

能否实现稳消费和稳汇率，使其能助力中国经济到2020年年底全面跨入小康，既考验“六稳”措施的韧性，也期待逆周期政策的温度。

外要警惕“修昔底德陷阱”，内要力避“中等收入陷阱”，这就更需要我们做好自己的事情，尤其是要决胜三大攻坚战。能如此，纵有中美摩擦也难阻全面小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