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中国经济展望

来源: 《中国外汇》2017年第23期 作者:钟伟 徐高 邵宇
回顾过去的五年,中国经济在经历“三期叠加”之后,进入新常态和深化供给侧改革之中。中国经济已逐渐摆脱通缩,稳定在一个新的高质量增长平台。

党的十九大指出,中国经济进入新时代,将在决胜全面小康之后,通过两阶段的奋斗,完成两个百年梦的目标。这使得人们更清晰地了解了中国的未来。同时,习近平在出席越南APEC会议时指出,世界经济在次贷危机之后,开始进入上升期。回顾过去的五年,中国经济在经历“三期叠加”之后,进入新常态和深化供给侧改革之中。中国经济已逐渐摆脱通缩,稳定在一个新的高质量增长平台。2017年即将过去,展望2018年的中国经济,会是怎样的风景?


主持人

钟  伟 
《中国外汇》副主编

嘉宾:

徐  高
光证资管首席经济学家

邵宇

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钟伟:中国经济从高速转向高质量增长阶段。从长期看,新发展理念必然导致增长方式、结构和动能的转换;从中期看,决胜全面小康阶段有把握也有挑战;从短期看,中国经济逐渐稳定在6%—7%这一增长平台,转型升级和创新求变不断深入。在两位看来,2020—2050年这一阶段,中国经济增速将大致处于怎样的区间?从今年到2020年,中国经济增长总体态势如何?尤其是2018年中国经济是维持高位稳定,还是稳中微落?

徐高:我相信中国经济在2020—2050年期间仍然会保持一个稳健的增长速度,实现十九大提出的“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这段时间的GDP增速应该在4%—6%这个区间,比过去几十年低一些。这一方面是经济发展规律使然,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我国的政策导向也更多转向对发展质量的追求。

从今年到2020年,我国GDP会在6.5%附近保持平稳。考虑到2020年GDP翻一番的目标,我国在今后几年的GDP平均增速需要保持在6.4%以上。这意味着政策对经济增速下滑的容忍度仍然是有限的,因此会采取一定措施来保证经济增长大致稳定在6.5%的水平上。

我预计,2017与2018年我国的GDP增速分别为6.8%与6.6%。也就是说,2018年的经济增速将小幅回落。造成经济增速走低的最重要原因,是地产调控对地产投资的打压。此外,地方政府非正规融资的清查、较高的利率水平,对经济增长也会有制约作用。再就是发达国家目前的景气度已处在历史高位,进一步上升的空间有限,意味着外需对国内经济增长的拉动力将难以进一步上升。

邵宇:短期来看,到2020年以前,中国经济增速以每年平均0.3个百分点左右的速度回落不仅是可以接受的,而且也是适宜的。截至2020年,中国经济增速会保持在5.5%—6%的区间,是比较合理的。在中国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任务之后,也就是从2020年起,质量将真正取代速度,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首要考量因素。考虑到中国经济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同时参考韩国、日本等这些经济体的发展路径,中国经济增速应保持在5%—6%的区间窄幅波动,持续时间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如果出现新一轮技术革命,中国经济增速上行也不是不可能的。

钟伟:过去五年是不平凡的五年,中国经济从增速、结构、调控、动力等多方面都发生了变化。在两位看来,中国经济在结构转型和供给侧改革方面取得了哪些进展?还存在哪些不确定性?在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方面还面临哪些挑战?

徐高:过去五年,中国经济在结构转型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展。比如,消费占GDP比重已经从2011年的不足50%,上升到2016年的53.6%;实体和金融层面所推进的各项改革也极大地丰富了我国的市场结构;近两年的供给侧改革改变了全社会的通缩预期,提升了各方对中国经济的信心。

但经济转型距离我们的目标还有相当差距。在新增长点不断浮现的同时,中国经济对传统增长引擎的依赖仍然不低。在放开市场管制的同时,我国政府对诸多经济资源的行政性掌控仍然较强。而我国金融与实体改革进度的不一致,既削弱了金融对实体的支持力度,也增加了金融体系的风险。

邵宇:整体来看,中国结构转型和供给侧改革的方向是非常明确的,我总结为“369”模式,即三个新需求,六个新供给,和九项宏观调控内容。通过以新“三驾马车”代替老的三驾马车,即用消费升级取代传统消费,用深度城市群战略升级投资,用“一带一路”、人民币国际化以及全面开放,升级世界工厂和中国制造。目前,各个方面都在布局,也取得了瞩目的成绩,例如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雄安新区模式,人民币加入SDR,还有消费的各种新模式,如共享模式等等。

目前来说,经济转型的最大不确定性还是在金融领域,供给侧改革的任务也从去产能和去库存转向去杠杆、降成本和补短板。这些都是中长期任务。如何从稳杠杆推进到下一步的去杠杆,是摆在顶层设计面前的攻坚战。但只有这样,才能真正降低爆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概率。

钟伟:在过去五年,中国经济也遭遇了一轮通货紧缩。从2016年第四季度开始,中国经济逐渐摆脱通缩,温和复苏。2017年全年,CPI大致维持在2%以下,但PPI较高。在两位看来,2018年会不会发生CPI向上和PPI向下并存的局面?物价走势会给宏观调控,尤其是央行的货币调控带来怎样的影响?

徐高:在我看来,2018年CPI将会相比今年温和向上,而PPI则会明显走低。CPI的上升主要缘于食品价格(尤其是猪肉价格)降幅的收窄,以及今年留下的低基数。我预计明年CPI的均值应该略高于2%。另一方面,考虑到经济增长趋缓,PPI应该会明显走弱。整体来看,2018年通胀与通缩的风险都不大,货币政策的回旋余地还是比较大的。

邵宇:从今年全年的物价走势看,PPI向CPI的传导有不断增强的趋势。CPI同比增速已经从2月份的0.8%上升到10月份的1.9%,明年突破2%并维持在2%以上运行将会是大概率事件。鉴此,物价走势会与金融监管一道,构成对明年货币政策操作的双重压力。在流动性调节上,不应期望有较大的改善。明年的流动性调控或仍将延续今年的基调。

钟伟:金融和地产两个行业的增加值对中国经济增长有较大影响。就金融领域而言,十九大指出,金融应当增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并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一些舆论认为,当下中国金融处于“明斯基时刻”,属金融风险的易发高发期;但也有观点强调,经过近五年的努力,中国金融体系问题虽不少,但总体稳健可控,房地产也在热潮之后进入调控期,住宅在回归居住属性。在两位看来,金融和地产在2018年会如何影响宏观经济?

徐高:作为一种经济理论,“明斯基时刻”当然有它的道理。不过,我认为不宜将这一概念生搬硬套到中国来,不应该用这些名词来代替对具体问题的分析。过去几年,中国金融体系确实出现了一些乱象,但目前中国金融体系的风险总体可控,并不存在不可避免的危机。国内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性已经大为增强,监管的死角也大大减少。今年,信贷的稳健增长也将金融体系的流动性大量导入了实体经济,正在引导资金“脱虚入实”。而且,今年实体经济盈利状况的改善也明显降低了金融体系的坏账风险。只要2018年金融政策继续延续这一导向,着力引导资金进入实体经济,那么金融体系的风险度会进一步降低。

过去两年,地产销售和投资的复苏是中国经济改善的最主要原因。但在2018年,在地产调控的压力之下,地产投资预计会走低,给经济增长带来更大的下行压力。因此,政策有必要通过更多的财政支出来支持基建投资,从而对冲地产下行带来的风险。

邵宇:“明斯基时刻”并非空穴来风。按照明斯基的金融不稳定理论的表述,正是因为繁荣之后的紧缩,表现为资金成本提高,使得融资模式从对冲融资逐渐向投机融资和旁氏融资恶化。对照中国当下,在去杠杆和强监管的背景下,资金成本已经明显上升。这是否会引发“明斯基时刻”,是政策制定时不能不加以考虑的问题。再者,中国居民部门的杠杆上升过快,也是新的风险因素。

钟伟:两位是否愿意给出关于2018年中国宏观经济的一些主要指标预测?在两位看来,2018年中国经济最大的风险点在哪里?调控政策最应防范什么问题?而普通民众最现实的投资机会又会在哪里?

徐高:我预测,2018年我国GDP的增速将下滑到6.6%。2018年中国经济最大的风险可能还是地产下行对经济产生的冲击。在这样的背景下,政策调控需要有前瞻性,不能落后于经济周期。尤其是要避免误判经济形势,导致政策超调。决策者需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局面,不可在紧缩政策方面用力过猛。对普通民众来说,基于经济下滑的背景下货币政策会稳中有松,带动债券收益率温和下行,再结合经济平稳增长的大环境,股票市场应维持活跃,延续结构性牛市的行情,或可为投资者带来机会。特别是有业绩支持的绩优股,应该会有不错的表现。

邵宇:我预测,2018年,GDP增速在6%—6.5%;CPI同比增速在2%—3%;M2同比为10%。就现实的投资机会而言,投资也在回归初心,向价值投资转向。中国资本市场受政策影响比较明显,所以投资的前提就是对政策的准确把握。我们持续看到“新漂亮50”的价值型投资,环保、军工、消费升级是持续的主题。房子很难再像过去那样年年或者几年翻番的情况,但是做空房价的风险可能更高,特别是核心城市核心区域。房地产长效机制的调控,需要金融的配合,所以房地产金融,比如REITs类产品可能还会有一定的市场。

钟伟:谢谢两位首席经济学家带有智慧和远见的观点。两位都指出,从现在到2050年,中国经济增速仍会温和下行,而徐首席对2020年之前的经济增速更看好一些。两位都指出2018年经济增速会略降,CPI略升和PPI回落。徐首席不太认可“明斯基时刻”之说,而邵首席则较为认同。对2018年的资本市场两位都谨慎看好。徐首席特别强调了供给侧改革带来的结构优化和信心凝聚来之不易,应当避免不必要的政策“超调”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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