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汇》编委会委员  穆志谦

中国经济正经历一个特殊的时期。这个时期的时间长度，既体现了市场经济发展模式共性规律的周期性，也反映了我国工业化进程特殊阶段的结构性。共性与个性的结合，普遍规律与特殊规律的共同作用，在经济层面体现为上行动力与下行压力两种状态胶着，在金融领域体现为风险总体可控与风险持续积累并存。

我国长期的高速增长，在带来繁荣的同时也隐含诸多矛盾。随着增速换挡期的到来，这些矛盾逐渐显现并集中反映在金融领域。我国又同时处于体制转轨期，各种利益调整和分配失衡，也会最终传导到虚拟经济层面。世界经济复苏缓慢，美联储加息犹豫再三，国际金融市场及大宗商品价格剧烈波动，外部冲击与内部矛盾交织，都在考验着我国金融体系抵御风险的能力。尤其是中国金融机构与发达经济体相比还处于成长期，金融监管机制也还处于探索优化期，宏观与微观层面，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触发金融风险的诸多因素犹存。

在此背景下，处理好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关系尤为重要，两者并重不可偏废。金融创新为发展开辟了道路、赋予了活力，但必须尽力将创新所带来的风险置于可控制范围之内。因此，金融监管一方面要为创新培育其生根发芽的土壤，提供宽松的制度环境，防止逐利乱象丛生；另一方面则要准确判断经济运行对风险的承受力，切戒轻言“窗口期”，把握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顺序、节奏和力度三者的关系，做足功课、练好内功，筑牢防火墙，阻断外部风险向内传导的路径。金融开放可适度超前，但不可超越我国经济尤其是金融的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