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时年41岁的张謇京城应举被点了状元。第二年，张之洞委任丁忧在家的张謇和国子监祭酒陆润庠(1874年状元)总理南通和苏州商务，筹办纱厂。状元下海办厂，这在当时确是一件非常轰动的事。

大生纱厂在1899年5月23日正式开车纺纱。五年的筹备工作可谓是艰涩坎坷，焦点在于集资太难。起初，张謇决定纱厂是纯粹的商办。他计划筹款白银60万两，其中沪股40万两，通股20万两，相应设立沪通董事各三人。1896年春，张謇选定水陆交通方便的唐家闸为厂址，由通州董事先付款购买土地施工建厂。然而沪董的股款一直未到，工程只好停滞。无奈之下，由两江总督刘坤一做主，将之前张之洞用官款购买、搁置在上海码头三年的美国纱机作价白银50万两入股，这样大生纱厂便改为官商合办。

大生纱厂的筹办颇经历了一番辛酸，而开工后利润总额却逐年增长，眼见盈利丰厚，投资入股者自然增多。1903年总纱机量达到40800锭，占到当年全国纱锭的11.9%。到1908年，大生纱厂共获纯利190万余两白银，除了年息八厘的官息外，股东分红可谓丰厚。

但张謇不满足于仅仅设立一个盈利的工厂。他曾对后来成为大生纱厂二厂经理的刘厚生解释厂名的由来：“我们儒家，有一句扼要而不可动摇的名言‘天地之大德曰生’，这句话的解释，就是说一切政治及学问最低的期望要使得大多数的老百姓，都能得到最低水平线上的生活。换句话说，没有饭吃的人，要他有饭吃;生活困苦的人，使他能够逐渐提高。这就是号称儒者应尽的本分”(刘厚生：《张謇传记》)。张謇在为大生纱厂拟定的《厂约》中，首先便说明办厂的目的，是“为通州民生计，亦为中国利源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