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媒体曾称新加坡为“15世纪‘精明之城’威尼斯的21世纪继承者”。新加坡执政者的睿智和务实缔造了今日狮城之繁荣。其在投资领域的前瞻布局和骄人业绩，更是鲜有国家能出其右。

自上世纪60年代末起，新加坡政府通过设立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淡马锡（Temasek）、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GIC）三大政府投资主体，对国家财富进行管理。如今，这三大主体每年上缴的投资收益贡献了该国15%—20%的财政收入，分别超过公司税、消费税、个人所得税，成为国家财政最大单一收入来源。2019年1月，时任淡马锡总裁的何晶说，如果没有三大投资主体每年上缴的投资收益，“政府很久以前就可能已经调高税率，来弥补社会开支的不足”。

奠定这套国家财富投资管理体系的，是被誉为“新加坡经济发展之父”的吴庆瑞（Goh Keng Swee）。他是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的经济学博士，是新加坡务实治国的代表。吴庆瑞博士在上世纪60年代末为配合新加坡旅游业的发展，提议建立新加坡裕廊飞禽公园。为什么是“飞禽”公园？他解释道：“鸟儿，不同于老虎、猎豹这些食肉动物，它们吃得不多，不会对国家的粮食供应带来负担。”其思虑之精细，可见一斑。从带来就业机会并打开创汇之路的裕廊工业区（Jurong Industrial Park）的奠基，到至今仍在为新加坡积极谋划未来的经济发展局（EDB）的创设，再到兼容并蓄且紧扣产业结构所需的教育制度的建立，都是他的政策创新之作。

新加坡国家财富投资体系更是他通盘考虑、缜密筹划的产物。这套体系历经半个世纪的风雨，始终保持着与时俱进。其中的许多关键性安排，都体现了奠基人及后来者的智慧和用心。本文将就最值得称道的几点展开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