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全球经贸格局迅速演变。近5年来，全球外商直接投资（FDI）的总量和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持续再布局，远超5年前主要经济体决策者和跨国公司预期。2024年，全球FDI流量或将继续收缩，敏感行业和地区投资将呈收紧态势，但非敏感行业和新兴市场有望通过创新吸引更多外资。

2023年全球跨境直接投资仍处于再布局进程中

全球FDI直接流向和产业链布局持续演变。过去几年的一个鲜明特点是，全球FDI难以满足全球产业链“效率”需求的矛盾，转变为全球FDI难以满足全球产业链“安全”需求的矛盾。全球FDI从“效率第一”转向“安全与效率并重”，其推手既包括各国资源禀赋优势的动态演变，更包括近40年罕见的大国博弈态势，客观上激发了“近岸外包”“友岸外包”等产业链再布局。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大重组的背景下，全球FDI并没有呈现爆发式增长，较低效率的投资再布局意味着中长期利润增速的下降，导致全球FDI流量收缩态势明显。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最新一期《全球投资趋势监测报告》指出，2023年全球FDI同比增长3%，但主要受欧洲个别投资中转国的影响，剔除上述因素，全球FDI实际下降了18%。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数据表明，2023年上半年，全球FDI达7270亿美元，但较2022年同期减少30%，流入OECD国家的FDI恢复得更慢，较2022年同期下降42%。从结构看，更多新增FDI流量发生在发达经济体之间、发达经济体与部分发展中经济体之间。

一是发达经济体之间的FDI分化态势明显（见图1）。大国博弈持续加剧，国际格局加速演进，跨国公司面临的不仅仅是普通的法律合规风险，而是带有“退避三舍”意味的政治泛化风险。受此影响，美国在短期内吸引了半导体、新能源、人工智能、生物科技等技术敏感行业的大量外商投资。美国经济分析局（BEA）统计表明，2021、2022年美国新增FDI分别达3838亿和2551亿美元，远高于2019年的2336亿美元。欧洲身处乌克兰危机的第一线，直面地缘冲突，再加上能源保供链重构、经济疲软，2023年上半年流出该区域的FDI步伐加快，是2022年同期的2倍。作为欧洲地区核心国家，德国在乌克兰危机后制造业恢复不及预期，导致流入欧洲的FDI下降明显。日本受基本面好转、金融经济条件较为宽松的影响，产出缺口由负转正，2023年二季度甚至出现近4年来的首次正产出缺口，因而对跨国资金吸引力较大，近两年日本FDI流入明显增多，但趋势并不稳固。截至2023年二季度末，日本吸引FDI流入量75亿美元，同比下降13.9%。其中，制造业FDI流入量达59.4亿美元，同比增长140%，非制造业FDI流入降幅达74%，吸引外资占比最高的仍是金融保险、电气机械和运输设备等行业。韩国受益于“友岸外包”，2023年前三季度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额239.5亿美元，同比增长11.3%，创历史新高，投资主要集中在金融保险、二次电池、半导体等服务业和高新产业，其中美国、欧洲是主要资金来源地。

二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FDI流入呈现分化（见图2）。近两年，在商品价格回落以及全球制造业投资布局改变的背景下，制造业前景较强的部分新兴市场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自2022年起持续高于全球均值，且多数时间位于景气区间，导致流入发展中经济体的FDI绝对值和占比都有较大提升。但进一步看，相关FDI主要集中于与美欧产业链“友好”的国家和地区，如东南亚、拉美等地区的劳动力富裕国家，FDI占固定资本形成的比重均有较明显上升。以墨西哥为例，2023年上半年墨西哥吸引FDI达290亿美元，同比增加41%。受“友岸化”“近岸化”的FDI带动，拉美地区外向型经济发展迅速。据拉美开发银行测算，阿根廷、哥伦比亚、巴西2023年出口额将分别增长39亿、26亿和78亿美元，带动整个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出口增长780亿美元。

三是我国吸引外资和对外直接投资呈现较大变化。流入我国的外资分为两类：一类是投在我国、销往世界部分，随着我国产业链发展日益成熟，外资可获得利润占比降低，不少原材料与最终组装等低端环节已外迁至东南亚、南亚；另一类是投在我国、销往我国部分，多数是技术含量较高的产业环节和核心零部件制造，外资仍在继续加大投资力度。同时，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正以全球产业比较优势的有利变化为契机，加大在亚洲临近地区的投资布局，自然资源或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亚太区域和产业合作优势明显的部分发达经济体是主要投资目的地。其一，对产业升级相关的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信息软件等新经济行业的投资上升较快；其二，对劳动密集型、中低附加值制造业的投资增加较多，特别是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东盟国家的制造业投资，如全球电池领先企业宁德时代在镍矿富集的印度尼西亚投资新的电池厂。此外，越来越多的中国科技企业赴中东开展投资，或通过当地募资、投资亚太，探索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产业链供应链新模式。

全球跨境直接投资的主要影响因素

全球FDI资金流动既是全球经济基本面变化的直接反映，也进一步推动全球经贸格局呈现新的变化。

第一，全球经济疲软是全球FDI下滑的主要因素。2023年以来，全球FDI净流入额下滑是各国普遍现象，是当前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的直接反映。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23年10月预计，2023年全球经济增速（3%）将录得2001年（2.5%）以来除国际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期间的最低水平，且远低于全球经济在2000—2021年间的平均水平3.6%。同时，全球各经济体间经济增速分化，除了美国经济增长略好于预期，欧洲主要国家、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速并不强劲，仍处于高位的通胀水平不利于货币政策的轻易放松，企业盈利的可持续性较弱，整体宏观经济基本面不利于全球FDI快速复苏。即便是在2023年上半年FDI流入明显的美国、墨西哥、印度等国，自2023年三季度开始，随着无风险利率上升，FDI流量也出现明显环比下降。

第二，发达经济体投资监管收紧、大国博弈成为FDI结构分化的主要推手。与全球贸易尚存在协调全球贸易纠纷的世界贸易组织（WTO）机制不同，目前国际上并不存在协调全球FDI的实体组织，因此单边投资监管措施影响力往往超过双边、多边投资协议。近几年发达经济体持续收紧投资监管。2023年，美国除了限制特定敏感技术、半导体产品、高性能人工智能芯片和半导体制造设备对华投资或出口外，还将强硬监管措施扩展至邻近国家，如针对我国电动汽车企业在墨西哥建厂投资意向，胁迫墨西哥建立类似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的外资审查机制。此外，美国通过“五眼联盟”“印太经济框架”等意识形态浓厚的工具，严重阻碍各国芯片及芯片设备、材料、零部件企业正常经贸往来，破坏了市场规则和国际经贸秩序，对业已运行良好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形成实质性威胁。加拿大政府正酝酿修订《加拿大投资法》，欧盟委员会不断加大《欧盟外商直接投资审查条例》实施力度，澳大利亚则禁止外商投资进入特定关键矿产行业。

第三，全球纷纷采取以产业补贴为特征的FDI政策。2020年以来，以美欧为主导的西方国家纷纷加大产业政策实施力度，试图在半导体、新能源等前沿领域再次形成竞争优势，这直接导致西方国家之间FDI流动的逐利动机骤升。2022—2023年，美国自推出《通胀削减法案》以来，已经通过提供高额补贴方式从英国、德国、加拿大等发达经济体转移了多笔投资，如特斯拉将原本设在德国的超级电池厂项目转向美国内华达州。2023年，欧盟委员会提出《关键原材料法案》，旨在确保锂、镍和其他电池材料的供应，欧洲内部国家纷纷跟进，如德国决定补贴英特尔百亿欧元在德国建造芯片企业。

2024年全球跨境直接投资或呈收紧态势

一是全球FDI流量预计继续收缩。根据IMF 2023年10月预测，全球经济增长将从2023年的3％放缓至2024年的2.9％，远低于历史平均水平。在全球需求不振、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紧缩、实际利率上升的后置效应等因素影响下，跨国公司的首要战略仍是削减成本、克制开支、稳住利润，全球FDI流动缺乏基本面的有力支撑。从发达经济体看，实现通胀可控和经济增长的两难问题更加突出，在政府债务高企的情况下，财政货币政策空间将受到进一步压制。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看，全球贸易复苏态势不明，能源等大宗商品价格波动风险加大，经济内生动力不够强劲。

二是敏感行业和地区投资将收紧。从各国过去两年的行业监管限制举措看，被认定是敏感或关键的领域越来越多，涵盖的关键与新兴技术清单越来越长，包括新兴储能、大数据、加密货币、创新材料、半导体、人工智能技术等。而各国政府对外商投资审查拥有极高的自由裁量权，预计涉及敏感行业和地区的外商投资限制举措将有增无减。如美国2024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中多项条款延续了对国防关键供应链保持警惕的趋势，强调减少美国国防部对外部所谓“相关国家”的依赖，或将导致涉及供应链的外商投资受到更严格的审查。2024年1月，欧盟委员会发布“欧洲经济安全一揽子计划”，提出5项新举措，包括修订外商直接投资审查规则等。

三是非敏感行业和新兴市场投资将可能有较高预期。部分亚太地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正抓住机遇，持续释放对外商投资的友好姿态。一些国家和地区对于前期限制外商投资进入或完全对外商投资关闭的某些行业，已逐步在事先审查基础上有所开放。如泰国正研究放宽数字经济相关业务限制，印度尼西亚简化了相关行业的商业许可流程并开放更多行业，以吸引外商投资。同时，人口结构和未来潜在经济增速仍是吸引外商投资的基础因素，考虑到我国超大市场规模优势，美国部分跨国企业仍有很多投资涌向我国的工业、金融、生命科学和生物科技等领域。

四是东南亚地区或将继续吸引大量FDI。长期以来，东南亚多国均处于FDI净流入和稳定增长状态，并于新冠疫情结束后快速回弹。在东南亚各国兼顾其国内产业发展的FDI政策支持下，中低端产业链环节的FDI或将加大流入该区域。如印度尼西亚禁止原矿直接出口并强调矿石在国内进行加工冶炼，这将推动下游矿石冶炼加工产业链的深度发展，为其吸引外资升级本国冶炼行业提供机会。越南于2024年起正式通过试行15%的全球最低企业税率政策，并探索成立投资扶持基金，进一步增强越南市场吸引外商投资的竞争优势。据越南投资计划部统计，越南各经济区、工业园区注册资本在1亿美元以上的加工制造业项目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约占越南FDI总额的30%。

积极应对全球跨境直接投资变局

我国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关键一环，仍需保持战略定力，深入分析主要经济体吸引外资的优劣势，并形成对应策略，把握未来发展的主动权。

一是冷静分析我国产业优势。对我国当前经济发展阶段来说，以制造业为重点扩大利用外资仍是重点目标。过去十年，我国制造业综合实力持续上升，对美欧重振制造业形成直接竞争优势。美国国务院研究发现，目前在44个关键和新兴科学技术领域中，我国有37个保持全球领先，而美国仅在剩余7个领域领先。我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不仅具备完备健全的产业链和基础设施，以及大量高素质的高科技人才，成本也低于发达国家，广大的市场有助于外商通过投资和创新获得回报。下一步，我国应继续紧紧围绕制造业产业升级，支持企业更加密切跟进世界技术前沿和产品潮流，持续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提高产品竞争力，增加我国产业链的附加值和抗风险能力。

二是客观分析国际产业布局。大国博弈之下，“友岸外包”“近岸外包”“产业回流”并非铁板一块，各国高压竞争暗流涌动。为对抗美国产业补贴，欧盟持续发布《净零工业法案》《关键原材料法案》等，加快推进绿色、数字经济转型，与美国开展正面竞争。同时，中国以外的新兴经济体纷纷加大末端组装环节FDI吸引力度，并向中高端迈进，与美欧再工业化形成份额竞争。如2020年以来，美国从墨西哥、越南、印度的货物进口占比持续上升，而这些货物制造同样挤占了美国产业工人岗位。另外，印度、墨西哥等国虽吸引大量产业链转移的FDI，仍需较长时间才能形成具备一定规模的配套产业群，营商环境的优化也非一朝一夕可完成，因此这些国家在短期内难以形成类似中国的高效制造业中心。

三是与友好FDI资金共赢发展。近期，中海关系持续升温，以海湾六国为代表的中东核心国家与我国外交热潮涌动，直接推动了中海投资步伐。中东投资者以主权基金为主，风险容忍度高、投资期限长、与产业资本高度关联，对我国科技行业、可再生能源、电动汽车和电池技术等前沿领域兴趣浓厚，并对部分石化企业和创业板上市公司开展投资，以期将资本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吸引相关产业至中东地区。而东南亚地区作为世界新兴生产、贸易和消费中心，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人口红利吸引全球资本。特别是东南亚在风俗、文化等方面与我国有一定的相似之处，成为我国资本“走出去”的重要目的地，其中，数字经济、医疗行业、快递物流等是热点行业。据普华永道统计，我国企业对东南亚医疗市场直接投资交易金额从2015年的5.33亿美元增加至2022年的15.96亿美元。

四是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国际合作。扩大市场准入，优化企业各项审批流程，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营造更加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增强内资、外资的安全感和获得感，促进国内外产业融合。同时，积极推动全球产业链多元化，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加强与东盟、欧盟、非盟等的投资合作，支持企业打造互利共赢的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体系。

作者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