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代的终结”“巨星陨落”“金融巨匠、学界宗师”，似乎在中国金融学界，任何华丽的修辞来形容黄达先生都不为过。但是，当听到黄达先生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都不忘为医护人员定制锦旗，即便他最终也没能等到这面锦旗时，任何宏大叙事都抵不过直抵人心的真实。这就是真实的黄达先生。

十几年前，笔者在编撰《黄达传略》时，曾草拟副标题“一个教书匠的金融人生”。先生看后批注道：“‘金融人生’，对银行家、操盘手、农村普惠金融工作者等等可能更适宜。我不是‘金融人生’，而是金融教学研究的人生。”“是不时自我欣慰，觉得能够捕捉到幸福感的教书先生。”《黄达传略》最终出版并没有使用副标题，却为今日撰写此文时尽可能准确表达先生心志提供了参考。著名经济学家、杰出教育家、新中国金融学奠基人，而在他心里，始终认为自己就是个教书先生而已。甚至从先生去世前几日最后哼唱给家人的一首民国时期的小调里，也隐约能够感受到他对于教书先生的执著，并不限于此生。

先生生于1925年的天津，1946年考入华北联合大学，后历经华北大学和今天的中国人民大学，“钟于斯，老于斯”，从未离开。“一提起1950年秋季学期开始，我走上讲台，讲授货币银行学，人们都赞许我相伴这门课程走了很长很长的路程。到2010年，‘很长’有了一个极具标志性的度量单位：一个甲子。于是自己也觉得这的确是很长很长的了。好像，我的一生就是作为一名导游，了解、欣赏、介绍并全身心地参与装点中国货币银行学景观的旅程。”先生曾在《与货币银行学结缘六十年》一书中如是写道。其实，何止他钟爱的货币银行学、金融学，驻守一生的中国人民大学这一方美丽的校园也始终是先生的牵挂。

上世纪50年代，编写有“中国味道”的教材是那个时期金融学人共同的心声。在经过“土法上马”成为一名金融学教书先生后，先生好像只是抱着总要编出好教材给同学看的朴素想法，开始了一生不曾停歇的旅程。1957年，先生主持编写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流通与信用》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由中国人自己编写的第一本金融学教材。多年后，先生把上世纪70年代的《社会主义财政金融问题》与80年代中期的《财政信贷综合平衡导论》、90年代的《货币银行学》、新世纪的《金融学》一起，并称为自己留且仅留的“四部教材”，实现了中国教师“在中国大学讲台讲中国金融故事”的愿望。如果有机会仔细品读这四部教材，就会发现它们竟有如此多的相同之处——著作的生命周期与经济的改革周期遥相呼应，淡雅的文墨与鲜活的理论相得益彰，先前的实践探索与后期的思想升华一脉相承。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各个时代的金融学经典教材，无法估量有多少人从一行行朴实、深刻而又自成一体的文字中，认识了黄达先生，领略了金融学的魅力，最终走上了推动中国金融发展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