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礼卿  中央财经大学国际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金融学院教授

“尽管基金组织对于跨境资本流动的最新立场确实发生了一些变化，但其对资本账户自由化的利益仍然持有高度认可的立场，对如何稳步推动资本账户自由化继续提供政策建议。”

1944年7月，作为布雷顿森林会议的主要成果，与会各国签署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下称《基金组织协定》）。该协定的“第六条款”规定，会员国对国际资本流动须采取必要的管制，只是一般不得限制清偿债务的资金转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下称“基金组织”）对于资本管制的认可甚至支持，反映了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主流经济政策思维的影响。上世纪40—60年代，出于对“大萧条”的反思，国家干预主义比较流行。主流经济学家虽然对国际贸易自由化持赞成态度，但对资本流动的利益却持有很大的怀疑，认为不受限制的资本流动将无法避免货币投机，将影响国际经济的正常运行。二是对布雷顿森林体系核心安排“双挂钩”的支持。在基金组织看来，如果短期资本大量流入或流出，那么势必增大成员国维护固定汇率安排的难度，其在保持汇率稳定和货币政策独立性之间也将形成明显冲突。可以说，资本管制在很大程度上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一个支柱。

进入70年代，上述两个因素均发生了变化：一方面，随着经济政策思维转向自由主义，主流经济学家开始更多地承认国际资本流动的利益，包括弥补“双缺口”、优化资源配置、分散风险、平滑消费和建立竞争性金融体系等；另一方面，全球进入浮动汇率制时代后，各国不再需要承担维持汇率稳定的义务，可以通过汇率调整来化解资本流动冲击，并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从80年代起，基金组织开始调整立场，鼓励各国（包括发展中国家）取消资本管制。进入90年代中期，基金组织公开倡导成员国实现资本账户自由化，并在事实上造成了“第六条款”名存实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