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流动是国际货币体系的三大组成部分之一，长期以来学术界、业界对资本流动和资本管制的看法充满了争议。2010—2011年，我有幸参与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下称“基金组织”）对资本流动一系列重要政策报告的撰写，负责实证部分。在该系列的第一篇报告中，我的巴基斯坦同事Reza Baqir、泰国同事Varapat（Joe）Chensvasdijai和我讨论提出了资本流动管理措施（Capital Flow Management Measures，下称“CFMs”）这一新提法，以取代被污名化的“资本管制”。2011年春，我又去了多个有代表性的新兴市场国家宣讲这篇报告，和各国政策制定者当面交流。虽然十多年过去了，但当时激烈的思想交锋如在昨日。

前奏：2011年春的投石问路

2011年2月14日，基金组织发布《Recent Experiences in Managing Capital Inflows—Cross-Cutting Themes and Possible Policy Framework》（下称《可能的政策框架》），这是基金组织关于资本流动系列报告的第一篇，引起很大关注。英国《金融时报》对此进行了头版报道，认为这是基金组织对资本流动立场的一个根本性转变。事实上，这篇报告的标题很低调，主标题是实证导向的“近期资本流动管理经验（Recent Experiences in Managing Capital Inflows）”，不具有攻击性，引发较大争议的是副标题的最后两个字“政策框架（Policy Framework）”，但这两个字也被“可能的（possible）”这层糖衣所包裹，且藏在了“共同的主题（Cross-Cutting Themes）”之后。这一措辞的背后，是自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以来，基金组织在全球不遗余力地推动资本自由流动、反对资本管制，“可能的政策框架”实际上是对过去政策的纠偏。

事实上，这并不是基金组织对资本流动的态度第一次发生反转。在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成立之初，按照美国代表怀特设计的方案，各国依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下称《基金组织协定》）第六条款就有权对资本流动进行一定的限制。当时的认识是，只有限制投机资本的自由流动，才可能保证汇率的有序调整。但同时，《基金组织协定》第八条款也特别强调，为促进国际贸易，各成员国不能对经常账户的交易进行任何限制。在对资本流动进行限制的问题上，英国代表凯恩斯比怀特更激进，他认为要实现国际收支平衡，只能靠汇率更为频繁的调整和必要时的资本管制。随着资本流动的扩张，基金组织救助资金的规模与私人资本相比越来越小，靠基金组织救助来实现国际收支平衡愈发困难，凯恩斯因此也被愈发证明更有预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