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正式解体。一个旧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新时代开始了。在新时代的号角声中，旧时代的基石轰然倒下。

取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是牙买加体系。1978年4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第二次修订案》（下称《第二次修订案》）正式生效，国际货币体系进入了固定汇率制与浮动汇率制并存的时代。汇率制度变了，接下来需要改变的是资本流动管理。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下称“基金组织”）推崇经常项目可兑换，允许成员国对资本项目实行必要的管制，以维护国际收支平衡。现在，既然成员国有权自由选择汇率制度，无须再受固定汇率制的约束，基金组织理所当然改变态度，从支持成员国实施资本管制到倡导全球资本自由流动。1978—1998年间的二十年，就是基金组织不遗余力推动全球资本自由流动的二十年。这个二十年是以1978年4月《第二次修订案》的正式生效为起点，以1998年基金组织再次修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下称《基金组织协定》）失败而告终。前者伴随的是70年代末的石油危机，后者伴随的是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这或许就是历史的巧合，成也危机，败也危机。

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恰逢这个重要的历史节点。1994年，党中央、国务院实施了财税、外贸和外汇管理体制的重大改革，一举奠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框架，许多重要的制度安排延续至今。以往我们关注这段改革的历史，主要是从国内大环境入手，聚焦于国内重大决策部署。本文试图转换视角，从国际大背景入手，围绕基金组织推动资本自由流动战略与人民币可兑换历史进程的交集，还原当年历史交往中的点点细节，记录下国内国际间的良性互动，如何成就了人民币可兑换历史进程中的第一波浪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