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小芬  中央财经大学国际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

“由于全球通胀水平的上行偏离其长期趋势，加之经济增长的‘长期停滞’与复苏前景的恶化，当前的全球经济已陷入滞胀，或者说类滞胀的困局当中。”

“滞胀”（Stagflation）一词的首次出现，是在1965年英国保守党政治家麦克劳德（Macleod）的演讲当中。事实上，尽管过去了57年，学术界对于“滞胀”的衡量仍然没有明确的标准，即通货膨胀率超过多少、经济停滞达到什么程度、持续多久才能称之为严格意义上的“滞胀”。也正是因为衡量标准的缺失，学界对于当前是否属于“滞胀”存在争议。

判断全球经济是否陷入滞胀应当结合特定的历史时期，并且放在更长的时间内观察。上世纪70年代的美国被认为经历了典型的滞胀阶段——通胀飙升、失业率高企、经济活动停滞。一种反对的声音强调，相较于上世纪70年代两位数的通胀率，如今的物价上涨速度显得温和，因此不能称之为滞胀。然而，他们可能忽略了如今的全球经济状况与50多年前存在显著差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由于经济全球化、人口老龄化与科技进步，全球经济陷入了“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并存的局面。

2000年至2020年，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基金组织）的计算，全球的平均年通胀率是3.8%，而2021年的通胀率却达到6.4%，几乎翻了一倍。这说明，放眼近20年的历史，当前的全球通胀水平偏离了其长期趋势，并且在短期内并没有改善的迹象。全球经济运行环境的改变使得一国的通胀率很难达到10%以上的水平，但是结合当前的时代背景，高通胀的局面已经形成。经济层面，由于均衡实际利率为负，美国前财政部长萨默斯认为全球经济陷入了“长期停滞（Secular Stagnation）”。全球供应链中断、地缘政治风险加剧以及逆全球化思潮兴起，使得全球经济复苏的前景持续恶化。基金组织在2022年第一季度将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期下调至3.3%，同时将全球通胀预期上调至6.7%，这意味着实际经济增长为负。此外，“工资-物价”螺旋通常被视为滞胀的重要前兆，目前的数据显示，这种现象已经存在于一些经济体当中。

因此，由于全球通胀水平的上行偏离其长期趋势，加之经济增长的“长期停滞”与复苏前景的恶化，笔者认为当前的全球经济已陷入滞胀，或者说类滞胀的困局当中。

“在供给端的冲击下，全球滞胀压力短期内难以缓解。中长期来看，能源转型成本或将持续存在，因此，全球滞胀走势可能取决于各国防疫政策的调整以及俄乌冲突的发展态势。”

滞胀的形成主要来自供给冲击，特别是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的飙升。新冠肺炎疫情以来，推动大宗商品价格维持“上行周期”的驱动因素主要是供需错配。

2021年以来，全球经济需求端迅速修复，对各类大宗商品的需求也基本回归疫情前水平。然而，受到全球供应瓶颈、能源低碳转型以及地缘政治风险加剧的影响，大宗商品供给端的修复显著滞后于需求端。

首先，由于“奥密克戎”等变异株的出现，疫情发展的不确定性激增。为防止变异株的“二次流行”，各国政府在取消一部分限制性政策的基础上保留了诸如设定入境隔离以及货运延迟交付等措施。这些限制性措施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全球经济活动的效率，往返于不同国家之间的船只被迫排队数日才能进入港口，堵塞了整个供应链的配送，交货时间推迟，贸易运输成本飙升。

其次，能源的低碳化转型已经成为近年来各个国家之间达成的基本共识。在此背景下，各国政府逐步降低了对化石燃料生产的投资和补贴。现阶段，由于清洁能源的投入使用规模远未达到完全替代碳密集型能源的标准，高昂转型成本的存在加剧了大宗商品价格的飙升。

最后，俄乌冲突加剧了全球地缘政治风险。俄罗斯是全球第二大原油出口国和最大天然气出口国，同时俄罗斯和乌克兰均为全球重要粮食出口国，包含二者在内的军事行动或经济制裁会造成供应链断裂，增加大宗商品价格上行压力。

展望未来，短期内，各国的疫情传播及防疫政策的不确定性仍然存在，能源转型成本难以有效降低。此外，俄乌冲突的前景仍不明朗，甚至有进一步升级的可能。因此，笔者认为，在供给端的冲击下，全球滞胀压力短期内难以缓解。中长期来看，能源转型成本或将持续存在，因此，全球滞胀走势可能取决于各国防疫政策的调整以及俄乌冲突的发展态势。

“由于全球经济环境的变化，上世纪70年代与当下滞胀的不同点主要在经济后果与后续演进。当下滞胀的波及范围可能更广，持续的时间可能更长，并且具有较高的不确定性。”

从历史上来看，上世纪70年代与当下具有一定的可比性。二者的相似之处主要是经济表现与驱动因素。上世纪70年代与当下经济最显著的特点是通胀水平偏离长期趋势以及经济增长的疲软与复苏前景的不明朗。在驱动因素上，主要都源于大宗商品特别是石油价格的飙升以及充裕的流动性水平。区别在于，上世纪70年代石油价格上涨主要是由于产油国石油禁运，而当下则是由于供应瓶颈、能源低碳转型以及地缘政治风险加剧等因素的叠加。

值得注意的是，从上世纪70年代至今，全球经济环境已然骤变。上世纪70年代，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较低，滞胀主要出现在以美国为代表的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发达国家，由于这些国家的工业生产对石油具有极高的依赖度，因此油价冲击造成了通胀水平的两位数增长。此外，时任美联储主席伯恩斯仍然以宽松的货币政策应对飙升的商品价格，进一步促成了通胀的失控。

当下，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金融自由化进程的加快，各国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不断深化的全球贸易网络、规模庞大的跨境资本流动以及日益兴起的跨境电商交易增加了各国通胀水平的整体相关性，学者们称之为通货膨胀的全球“联动”（Co-movement）。可以看到的是，2021年以来，除了美国等发达经济体以外，巴西和土耳其等新兴经济体同样遭受了物价的大幅飙升。2022年4月，巴西的通货膨胀率为12.13%，土耳其更是达到69.97%。

由于全球经济环境的变化，上世纪70年代与当下滞胀的不同点主要在经济后果与后续演进。在经济后果上，由于有了前车之鉴，美联储将尽可能通过货币政策的“鹰派”转向避免重蹈覆辙，因此本国物价上涨的幅度可能很难达到上世纪70年代的水平。但是，由于经济金融的一体化，当下滞胀的波及范围可能更广。尤其是对新兴经济体来说，美联储货币政策转向带来的跨境资本流向逆转还会威胁其金融稳定；在后续演进上，由于此轮滞胀是由供应瓶颈、能源低碳转型与地缘政治风险加剧共同驱动的，短期内难以缓解。因此，滞胀持续的时间可能更长，并且具有较高的不确定性。

“在经济高度全球化的今天，探讨滞胀的应对策略应置于开放经济体的框架下。美国紧缩政策对本国经济活动的负面影响似乎比上世纪70年代温和许多。”

滞胀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是棘手的，通常来说，抑制通胀的紧缩性政策会加剧经济衰退，而刺激经济增长的宽松性政策则会抬升价格水平。因此，应对滞胀的最优政策组合尚未达成共识。

上世纪70年代的滞胀使得经典的菲利普斯曲线失效，引发了学者们对传统凯恩斯主义的反思。弗里德曼认为应对滞胀首先要控制通货膨胀，因为扩张性政策很可能导致通胀水平的永久性上升，因此中央银行必须结束宽松的货币政策防止通胀失控。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哈耶克持类似的观点。而克鲁格曼等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则认为，当局应采取必要的行动纠正供给冲击，同时防止失业率过快上升。

笔者认为，在经济高度全球化的今天，探讨滞胀的应对策略应置于开放经济体的框架下。对于美国来说，惨痛的历史记忆使得政策制定者对滞胀尤为敏感，并且会尽可能避免本国经济再次陷入滞胀漩涡。因此，我们看到的是，美联储激进地转向“鹰派”。但是，美国紧缩政策对本国经济活动的负面影响似乎比上世纪70年代温和许多。一方面，全球贸易网络的深化使得美国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成本相对低廉的替代品，并且通过全球“联动”输出通货膨胀，缓解本国物价上行压力；另一方面，美元的主导地位是当今国际货币体系的重要特征，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转向会引起跨境资本大规模回流美国本土，支撑其资产价格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企业投资，降低经济陷入衰退的可能性。

“当今的滞胀格局对新兴经济体来说是更大的挑战。在供给冲击真正消退之前，新兴经济体应当防止通胀失控，维护金融稳定，避免经济陷入衰退。”

当今的滞胀格局对新兴经济体来说是更大的挑战。一方面，由于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较低，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廉价替代品的能力不足，因此供给冲击会带来更大的物价上行压力。另一方面，美元的主导地位会损害新兴经济体中央银行的独立性，美联储“鹰派”转向带来的大规模资本流出会威胁其金融稳定，被动的货币政策跟随还会增加新兴市场国家陷入经济衰退的风险。

由于全球滞胀的持续时间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供给曲线的修复速度。因此，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在供给冲击真正消退之前，应当防止通胀失控，维护金融稳定，避免经济陷入衰退。具体来说，首先应当稳定通胀预期，通过预期的引导机制防止物价过快上涨；其次可以施加适当的资本管制，避免跨境资本“大进大出”引发的金融危机；最后，考虑到滞胀格局的形成势必伴随无法完全消除的经济成本，抑制通胀与资本管制的措施也势必会增加经济下行压力。新兴市场国家可以运用相对紧缩的货币政策搭配宽松的财政政策，维持经济增长的动力与经济主体的信心。

温彬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

“预计短期内全球经济不会陷入衰退，但高通胀将继续对全球经济稳定带来冲击，各国央行如果不能有效把握货币紧缩的力度和节奏，全球经济滞胀或将加快到来。”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全球生产供应受到严重冲击，而世界各国采取的刺激经济措施加剧了需求的扩张，导致总供给与总需求失衡，全球大宗商品价格进入新一轮扩张周期。俄乌冲突又进一步推升了粮食、能源、金属等商品价格，主要经济体物价水平持续攀升，并创下多年新高。

美国通胀已从疫情初期的暂时性现象演变为中长期趋势。今年4月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同比增长8.3%，为40年来新高；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环比折年率为-1.4%，再叠加消费者信心指数回落、国债收益率曲线偶发倒挂等因素，不少学者认为美国经济即将陷入滞胀。笔者则认为，美国一季度GDP负增长主要与2021年四季度GDP增长（6.9%）基数高有关。目前美国消费仍然强劲，个人消费支出对GDP的拉动率为1.83%，比2021年四季度提高了0.07个百分点。美国经济是否陷入滞胀，仍需观察。

英国4月CPI同比增长9%，创下40年来新高，成为发达经济体中通胀率最高的国家，除了能源和食品价格快速上涨外，劳动力短缺正推动“工资-物价”螺旋上升。一季度GDP环比增长0.9%、同比增长8.7%，在放松疫情防控相关的隔离、限制措施背景下，英国生产、出行等活动恢复，需求回升拉动经济复苏。

欧元区4月CPI同比增长7.4%，创25年来新高。一季度GDP环比上涨0.2%、同比上涨5.0%。

日本4月CPI同比增长2.5%，这是除2014年消费税提高的年份之外，自1997年10月以来的最高通胀水平。一季度GDP环比折年率为-1%，是疫情以来经济呈现的第四次下滑，表明经济复苏仍旧脆弱。

在高通胀环境下，美联储货币政策由“鸽”转“鹰”，3月开启加息进程，5月议息会议决定继续加息50个基点，并明确缩表方案。美联储的超预期紧缩推高了美元指数和美债收益率，多国经济体央行被动采取加息举措。全球流动性紧缩在降低通胀预期的同时，也导致经济增速回落，增加了全球经济增长前景的不确定性，但判断全球经济即将陷入衰退为时尚早。今年4月，基金组织已将2022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1月的预测值4.4%下调至3.6%，表明全球经济增长下行压力明显加大。预计短期内全球经济不会陷入衰退，但高通胀将继续对全球经济稳定带来冲击。考验各国央行的时刻到了，如果不能有效把握货币紧缩的力度和节奏，全球经济滞胀或将加快到来。

“在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的滞胀期，西方主要国家均出现了经济衰退并伴随高失业率，而目前仅美国和日本出现了一个季度的经济下降，且主要经济体失业率均处于历史低位。”

历史上，典型的滞胀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的美国。1974年、1975年、1980年、1982年美国GDP增速分别下降0.5%、0.2%、0.3%和1.8%，失业率分别为7.2%、8.2%、7.2%和10.8%，CPI分别为11%、9.1%、13.5%和6.2%。经济学中针对这种经济衰退和失业、通胀同时高企的经济现象定义为滞胀。

当年美国发生滞胀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供给约束导致高通胀。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原油减产导致国际油价大涨，1974年美国CPI涨幅从上年的6.2%上升至11%，其中能源分项价格涨幅从8.1%飙升至29.6%。1979年第二次石油危机爆发，全球石油供给进一步萎缩，再次推升了石油价格，1980年美国CPI涨幅达到13.5%，能源分项上涨30.9%。高油价在推升通胀的同时，导致需求萎缩，经济放缓并出现衰退，进而使美国劳动力市场恶化，出现大量失业人口。二是货币超发助推高通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解决经济增长回落、军费开支增加、赤字规模上升等问题，美国通过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从需求端刺激经济，货币供应量增长加快，特别是为了应对70年代出现的经济衰退，美联储采取更为宽松的货币政策，1971年至1983年间，有6个年份美国M2增速在10%以上，通胀预期上升导致工人加薪要求，最终形成“工资-物价”螺旋上升的局面，进一步加剧了通胀攀升。

当前全球通胀居高不下同样受到上述两方面因素影响。从供给因素看，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全球供应受阻，乌克兰危机又加剧了能源和粮食危机。从货币因素看，为应对疫情主要经济体实施了力度空前的刺激政策，全球流动性泛滥。2020年美国M2同比增长24.9%，创历史最高增速，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由当年年初的4.2万亿美元扩张到2022年4月末创纪录的9万亿美元。同时，欧洲央行、英国央行、日本央行等加大资产购买规模令资产负债表快速扩张。

不过，历史不会简单重复。上一轮滞胀均出现了经济衰退并伴随高失业率，目前仅美国和日本出现了一个季度的经济下降，而主要经济体失业率均处于历史低位。美国劳动力市场相对强劲，失业率已经降至3.6%，为半世纪以来的低点。职位空缺数连续9个月高于1000万个，明显高于疫情前的水平，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招工需求相对旺盛，受制于劳动参与率下降和移民限制等因素，劳动力供给整体没有满足需求。英国3月失业率为3.7%，为1974年以来最低值。另外，通胀预期相对稳定。美国密歇根大学5年期通胀预期指数平稳，近30年始终维持在3%上下，远低于上次滞胀时期接近10%的最高水平，这使通过“工资-物价”螺旋导致的通胀自我实现过程并没有上次滞胀时期显著。

“供应学派关于减税等主张在应对上次滞胀中发挥了显著效果，但在当下主要发达经济体普遍面临财政负担过重、减税空间不足的困境。现阶段各经济体央行采取的紧缩政策对实体经济的负面影响尚不明显。”

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使古典经济学理论落幕，凯恩斯主义学派兴起，其政策主张对资本主义国家走出危机步入经济繁荣产生了显著作用，并通过菲利普斯曲线描述了失业和通胀之间的替代关系，即通胀率高时，失业率低；通胀率低时，失业率高。政府通过采取相机抉择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熨平经济周期波动，实现充分就业下的均衡水平。

然而，上世纪70年代滞胀阶段，出现了高通胀与高失业共存现象，导致菲利普斯曲线“失灵”。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新凯恩斯主义等主流经济学都对菲利普斯曲线进行了修正。总的结论是，在长期内认同菲利普斯曲线是一条位于自然失业率的垂直线，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只能带来物价的上升，但短期内存在失业率和通胀率的替代关系，这为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理论依据。

从政策实践看，为了应对滞胀，美联储采取了严厉的紧缩措施，联邦基金利率从1971年的5.75%提升到1981年的20%，M2从13.38%下降到9.73%，货币和信用紧缩使通胀率下降，1982年通胀率从上年的10.3%回落至6.2%，但也导致了经济衰退和失业率上升。1981年里根当选美国总统，为了重振经济，信奉供应学派、货币主义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主张，采取减税、削减政府开支、控制货币发行量和减少国家干预等政策措施，帮助美国经济最终走出了滞胀。当然，“里根经济学”的成功也与当时信息技术革命到来、大宗商品价格处于下降周期、工会力量的削弱等因素密不可分。

目前，反通胀已成为全球央行共识。美联储彻底转变对通胀“暂时性”的判断，采取货币政策正常化措施，于今年3月和5月分别加息25BP和50BP，并从6月开始缩表。欧央行表示，将在今年第三季度初始结束购债，且在几周后加息。尽管如此，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仍表示，美联储抑制通胀反应缓慢，酿成错误。随着美联储相关紧缩政策落地，其溢出效应已经有所显现。

供应学派关于减税等主张有利于刺激企业增加投资和居民扩大消费，对稳定经济增长有积极作用，在应对上次滞胀中发挥了显著效果。但在当下的后疫情时代，主要发达经济体普遍面临财政负担过重、减税空间不足的困境。现阶段各经济体央行采取的紧缩政策对实体经济的负面影响尚不明显，但需要拿捏好尺度，在控通胀与防衰退之间做好平衡。而因疫情导致的供应链中断、地缘政治冲突等是货币政策无法应对的外部冲击，或许西方世界需要再来一次衰退，才能实现新的均衡。

王家强  中国银行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从经济增长动能角度看，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至2021年，全球经济年均增速仅为2.2%，远低于危机前30年的3.3%，实质上已经长期陷入‘滞’的困境。”

评估滞胀风险之前，我们先回顾基本常识。“滞”是指经济停滞或不景气，以较长期低于潜在增长率甚至衰退的状态运行，伴随失业率高企、产能与资源利用不足；“胀”即通货膨胀，物价涨幅持续超过决策基线或民众容忍度。正常情况下，经济过热、需求旺盛才会带来通货膨胀，即菲利普斯曲线中失业率和物价此消彼长的情形。若经济停滞，需求不振，物价大体会下行。但是，菲利普斯曲线并非总是客观、准确地反映现实世界，在理性预期导致宏观政策失效，或者在经济停滞同时出现严重供给冲击，滞胀风险就将大大上升。

对于当前全球经济是否会再现滞胀危机，有必要对照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历史，并沿着后来全球经济发展演进的基础脉络，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百年大变局”的新发展趋势，进行全面评估。笔者认为，疫情发生以来特别是俄乌冲突爆发后，全球经济已实质陷入滞胀状态，严重程度远远高于过去30年曾遭遇的类似状况；特别地，由于正在发生与20世纪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相类似的地缘政治事件，需求端的疲弱和供给端的压力同时上升，谈论滞胀威胁已不再是口头上喊“狼来了”。

从经济增长动能角度看，全球经济增长潜力下行，实际增长率已经长期持续低于潜在水平。以市场汇率衡量，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至2021年，全球经济年均增速仅为2.2%，远低于危机前30年的3.3%，实质上已经长期陷入“滞”的困境。一方面，潜在增长率不可避免地受技术革命缓慢推进、人口老龄化加剧、自然环境约束等客观条件的影响，呈现了增长中枢水平的下行。另一方面，金融危机治理、中美经贸摩擦、地缘政治动荡、保护主义盛行、民粹主义活跃等主观因素，很大程度上逆转了经济和金融全球化进程，全球化红利锐减；特别地，遭遇新冠肺炎疫情的重大意外冲击，全球经济遭遇百年一遇的大衰退，失业率数据本已够惨淡，如果还原就业意愿下降（劳动参与率不高）等因素，全球真实就业状况相当低迷，能源、资源和设备产能的利用程度持续处于历史低位。

“从通货膨胀角度看，日益严峻的供给侧冲击、过去十多年采取的扩张政策、东西方脱钩风险三大因素正在形成全球通胀高涨的巨大压力。”

从通货膨胀的角度看，有三大因素正在形成经济迟滞背景下的通胀高涨的巨大压力。第一，供给侧的冲击日益严峻。在病毒持续变异、疫情一再反复蔓延的情形下，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受到冲击，跨境人员、资金、贸易与投资往来受到巨大干扰，芯片短缺就是其中的突出案例，手机、汽车、电子等一系列产业的产出能力因此受限。全球各国已就“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达成广泛一致，传统的高能耗、高消耗行业供给能力受到极大约束，而新兴绿色低碳产业中短期内难以接棒，基础的消费品和投资品供应面临短缺风险。俄乌冲突背景下，西方国家与俄罗斯正在经济金融层面走向脱钩，乌克兰经济遭受重创，而俄罗斯是世界最大的天然气出口国、第二大石油出口国，俄罗斯和乌克兰在战前提供了世界30%的小麦和大麦、20%的玉米和50%以上的葵花籽油。可以预见，供给侧冲击的风险正在形成和积聚，未来可能出现消费品短缺、能源危机和粮食危机此起彼伏的局面，叠加预期和金融投机因素，通胀压力倍增。

第二，过去十多年里为应对金融危机、新冠肺炎疫情和刺激经济所采取的扩张性政策，为通胀高企埋下伏笔。从财政方面看，2008年以后全球公共债务经历了金融危机、欧债危机、新冠肺炎疫情等多轮冲击而快速攀升，各国赤字率达到新高，公共债务融资和扩张性支出政策，产生了可持续性问题。到2020年，全球公共债务占GDP比例为99.2%，财政赤字率为9.9%，均达到了有记录史上最高水平。从货币政策方面看，发达经济体央行采取了多轮量化宽松举措，到2022年4月，美联储和欧洲央行资产负债表规模分别较2008年危机前扩张了9倍多；长期持续的低利率、零利率甚至负利率状态，在流动性陷阱下刺激了股票和房地产资产泡沫的膨胀；一旦资产市场发生信心逆转，富裕的流动性将转而追逐更加有限的实物资产和供给短缺商品，进而增加全球通胀压力。

第三，一个重大的潜在风险越来越应该引起警惕，那就是东西方脱钩。若东西方在科技、金融、产业和贸易等领域市场脱钩风险上升，极大可能将导致世界陷入更为持久的分裂状态，形成多个拥有不同技术标准、市场规则、跨境支付体系和储备货币的地缘政治集团。在这种情况下，本世纪初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来为抑制全球通胀做出的积极贡献将会下降，全球经济将会陷入增长动能不足（技术创新与效率损失）的困境，叠加供给因素（市场割裂）和金融因素（货币发行更难受约束）的冲击，全方位推升全球滞胀风险。

“全球滞胀在很多国家已成为现实存在。各国需要在推动全球化进程与和平发展、强化各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合作、强化风险监测应对与舆论引导等层面作出努力来应对。”

根据基金组织的最新预测，2022年全球经济增长率将为3.6%，未来5年内增速在2.8%左右，在低基数和复苏疲软的背景下基本符合“滞”的定义；2022年全球通胀率将达到7.4%，较上年的4.7%大幅上升，这将是199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符合“胀”的标准。全球滞胀总体严重程度，尽管没有大幅经济衰退和恶性通货膨胀组合那般令人谈虎色变，但在很多国家已成为现实存在，对全球而言则构成更长期的潜在威胁。据统计，到2021年第一季度，全球有60%的发达经济体通胀率超过了5%，远高于2%的通胀容忍度，该占比达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最高水平；50%的新兴经济体通胀率超过7%，该占比也是过去20年来的最高水平。

面对全球滞胀的威胁，世界各国能否汲取历史教训，采取各种政策工具应对，这取决于多方面因素。20世纪80年代，美联储为治理滞胀危机，货币政策采取了急刹车，带来社会阵痛。而今天，对全球性滞胀的治理，其复杂程度要远远超过以往。从全球范围来看，至少需要各国采取以下层面的努力。

一是共同抵制冷战思维、集团政治妄动和民粹主义思潮，推动全球化进程与和平发展大潮。要秉持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维，通过更有效地合作解决俄乌冲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与稳定，降低粮食、石油和核心关键科技产品领域供给冲击的不利影响，以更深入的全球化、一体化，促进劳动生产率提升，增强全球经济的增长动能；积极开展国际合作，调剂各国产能和产品余缺，减少全球性的商品短缺危机。

二是强化各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合作。从财政政策上，要突出维护财政可持续性，减少高债务和赤字政策的负面影响；同时，支出政策更加突出对科技、普惠、绿色、数字化等领域的支持，增强全球经济发展的新动能，而不是浪费在军备竞赛、修建围墙、相互拆台等领域。在货币政策上，积极稳妥退出超宽松货币政策，同时加强沟通协调，特别是发达国家政策要减少对新兴市场的外溢影响。

三是强化风险监测应对与舆论引导。对于即将或已经形成的就业、供给、物价等方面的风险，积极采取市场疏导与供求缓和政策，避免事态的扩大和跨行业、跨境传导，特别是要关注粮食危机对于欠发达国家带来的严重影响，防止由经济问题转为社会、政治危机与人道主义危机。对于不存在实质供给约束的领域，要强化舆论宣传和预期引导，打击囤积居奇、非理性抢购等行为，避免引发生产活动的大起大落和放大社会居民的不安情绪。

杨子荣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滞胀通常在总需求比较强劲的情况下出现，由成本推动型通胀引致。从历史经验看，走出滞胀困境，需要政策组合拳，依靠单一的货币政策很难及时消除滞胀。”

根据新凯恩斯主义，通货膨胀可以区分为需求拉动型和成本推动型两大类。需求拉动型通胀是指商品和劳务的总需求超过相应的总供给所造成的过剩需求拉动了物价的普遍上涨；成本推动型通胀是指在总需求不变的情况下，由于生产要素价格上涨，致使生产成本上升，从而导致物价总水平持续上涨的现象。如果在某种情况下生产成本上升或供给受限，导致总供给曲线左移，而政府通过出台刺激性政策保障需求相对平稳，即总需求曲线位置保持不变或少量向左平移，则可能会出现滞胀情况。

20世纪70—80年代，西方国家出现典型的滞胀现象。1960—1969年，美国GDP平均增速为4.5%，CPI同比增速为2.4%；1970—1982年，美国GDP平均增速下降至2.5%，而CPI同比增速上升至7.8%，经济增长与通胀走势出现明显背离。与美国类似，英国也出现了明显的滞胀现象，1960—1969年英国GDP平均增速为3.1%，CPI同比增速为3.5%；1970—1982年，英国GDP平均增速下降至2.2%，CPI同比增速上升至12.6%。值得注意的是，滞胀可能反复出现，并催化多轮危机。以美国为例，20世纪70—80年代，美国经历了1969年12月—1970年11月、1973年11月—1975年3月、1980年1月—1980年7月、1981年7月—1982年11月等多轮明显的经济衰退与通胀高涨并存的阶段。

走出滞胀困境，需要政策组合拳。首先，在没有任何干预的情况下，滞胀可能会自我纠正，但该经济体会在更长时间内经历更大幅度的衰退和通胀。其次，依靠单一的货币政策很难及时消除滞胀。尽管宽松的货币政策通常是引致滞胀的触发因素之一，但一旦滞胀形成，若采取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企业债务成本将加重，经济可能出现更大深度的萧条；若继续实施宽松性的货币政策，虽然能够刺激经济增长，但会引发更加恶性的通货膨胀。最后，美国经验显示，政府可以一方面通过扩大财政支出和减税、推动技术革命来促进经济增长，另一方面通过缓解供给瓶颈和提高利率水平来抑制通胀，随着时间推移则可逐步消除滞胀。不过，在此期间，该经济体可能需要承受一段时间经济衰退和失业率高企的阵痛。美联储在1982年将联邦基金利率水平提高至10%以上，与此同时，美国的失业率水平也飙升至10%以上，当年美国GDP收缩1.8%。在成功治理滞胀后，美联储在执行货币政策过程中更注重规则，外加经济结构的转变和信息技术的应用，美国经济终于步入“大缓和”时代。

“全球通胀拐点的不确定性和经济增长前景的黯淡，使得全球滞胀风险不断累积。目前，除中国外，主要经济体的痛苦指数皆较疫情前水平更高。”

全球滞胀风险在不断累积。一方面，全球通胀拐点尚不确定，通胀基础愈发牢固。由于新冠病毒持续变异、供应瓶颈迟迟难消退，叠加劳动力市场紧张和俄乌冲突持续化，全球通胀中枢水平明显上移。基金组织在2022年4月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中，预计2022年发达经济体的通胀水平将上升至5.7%，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通胀水平将上升至8.7%。另一方面，疫情冲击和地缘政治动荡，叠加各国财政支出减少和全球金融环境收紧，全球经济增长前景黯淡。基金组织将2022年和2023年的全球经济增速预期均下调至3.6％，其中，2022年和2023年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速分别被下调至3.3%和2.4%，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增速分别被下调至3.8%和4.4%。

如果未来供需失衡加剧且大宗商品价格进一步上涨，叠加俄乌冲突扩大化和全球金融环境超预期收紧，全球通胀有望持续高企、经济增速将进一步下滑，世界多国可能陷入滞胀困境。为衡量滞胀水平，奥肯提出痛苦指数，该指数越高，表明居民部门正在忍受更高的失业率和通胀率，其痛苦感越大。目前，除中国外，主要经济体的痛苦指数皆较疫情前水平更高。

“当前，各国面临的滞胀压力存在显著分化。俄罗斯、乌克兰等国家已陷入滞胀，英国和欧元区可能在发达经济体中率先陷入滞胀，东亚经济体尚无滞胀迹象。”

由于前期宏观政策实施力度以及经济结构的差异，各国面临的滞胀压力存在显著分化，依据滞胀压力的大小可以分为四类经济体：已陷入滞胀的经济体、濒临滞胀的经济体、存在滞胀风险的经济体、尚无滞胀迹象的经济体。

第一，部分经济体已陷入滞胀。一些是深陷地缘政治冲突中的经济体，如俄罗斯和乌克兰。2022年4月俄罗斯和乌克兰的CPI同比增速分别达到17.8%和16%，与此同时，两国经济大幅收缩，基金组织预计2022年俄罗斯GDP增速将下滑至-8.5%，乌克兰GDP增速将下滑至-35%。另一些是经济基本面比较脆弱且属于大宗商品进口国的发展中经济体，如斯里兰卡和土耳其。2022年4月斯里兰卡和土耳其的CPI同比增速分别高达29.8%和69.97%，与此同时，基金组织预计2022年斯里兰卡和土耳其的经济增速将分别下滑至2.6%和2.7%。

第二，部分经济体正濒临滞胀。在发达经济体中，英国和欧元区可能率先陷入滞胀。由于处于俄乌冲突的前沿，乌克兰局势和针对俄罗斯的制裁对欧洲地区的冲击最为直接。2022年4月，英国和欧元区CPI同比增速分别高达9%和7.4%，与此同时，基金组织将2022年英国和欧元区的GDP增速分别下调至3.7%和2.8%。如果欧洲加速与俄能源脱钩，且对俄制裁持久化和扩大化，欧洲将更大概率陷入滞胀。对于发展中经济体而言，疫情反复、能源价格上涨、粮食危机以及全球金融环境收紧对其冲击更大，外债负担较重和经济结构较为单一的发展中经济体正濒临滞胀。2022年4月墨西哥和巴西的CPI同比增速上升至7.7%和12.1%，与此同时，基金组织将2022年墨西哥和巴西的GDP增速分别下调至2%和0.8%。

第三，部分经济体存在滞胀的风险。这部分经济体通常是通胀水平较高，经济增长仍具韧性，但高通胀可能引发经济增速放缓甚至停滞。以美国为例，2022年4月美国CPI同比增速仍高达8.3%，尤其是食品和租金价格强劲上涨，通胀基础愈发牢固。与此同时，美国经济存在硬着陆风险。为治理通胀，2022年5月美联储加息50个基点，且在未来几次议息会议中仍可能以50个基点的速度持续加息，并于6月开始缩表，这将大幅提高企业债务负担，资产价格回调压力累积。2022年一季度美国GDP环比折年率为-1.4%，经济增长已显疲态。美联储预计2022年美国GDP增速为2.8%，基金组织将2022年美国GDP增速下调至3.7%。

第四，部分经济体尚无滞胀迹象。这部分经济体通常是外债水平不高，国内供给能力强大，通胀压力较小和经济增长潜能充足的经济体。以东亚经济体为例，2022年4月中国和越南的CPI同比增速分别为2.1%和2.6%，而当年一季度中国和越南的GDP分别取得了4.8%和5%的同比增速，此外，基金组织预计2022年中国和越南的GDP增速分别为4.4%和6.1%。这些经济体目前尚无滞胀迹象，但如果疫情持续干扰生产秩序、大宗商品价格居高不下，这些经济体也可能面临通胀上行和经济增速放缓的压力。

“为应对滞胀风险，各国应从以下三个方面着力：缓解供给瓶颈，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的畅通；慎用财政赤字货币化政策，有节奏地收紧货币政策；加快国内经济改革和促进技术进步，彻底摆脱滞胀困境。”

缓解供给瓶颈，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的畅通。供给受限不仅是本轮通胀上行的最初诱因，也是导致经济增速进一步放缓的重要因素。从国内而言，各国应加快疫苗接种速度，制定科学的防疫政策，保障企业复工复产，尽量避免供给端的二次冲击。从国际而言，应发挥国际组织的作用，加强国际合作和坚持推动全球化，协调好大宗商品生产国与出口国的产品供给，尽量避免产业链关键节点的限制与封锁引发全产业链效率的下降与成本上升。

慎用财政赤字货币化政策，有节奏地收紧货币政策。为了缓解疫情冲击，各国政府通过宽松货币政策为市场注入流动性和降低资金成本、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保障企业与居民部门资产负债表的相对健康，这对于避免经济出现深度衰退具有积极意义。然而，部分国家启动了超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政策，并试图通过增发货币为财政赤字融资，不仅导致居民部门财富激增，还导致市场流动性过度充裕，且未及时调整政策力度与方向，致使通胀超预期上行。各国应慎用财政赤字货币化手段，有节奏的收紧货币政策，加强与市场的有效沟通，在抑制通胀的同时，尽量避免经济“硬”着陆。

加快国内经济改革和促进技术进步，彻底摆脱滞胀困境。无论央行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或紧缩的货币政策，都无法同时解决“滞”与“胀”的问题。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要素生产率趋于下行，经济增长的中枢水平明显下台阶，结构性问题不断累积，只有加快国内经济改革和促进技术进步，提高要素生产率，各国才能彻底摆脱滞胀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