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从新兴市场到发达国家，通胀不期而至且韧性超乎预期。到年底，美联储已改口“通胀暂时论”，加快宽松货币政策退出，甚至在2022年1月议息会后表示，不排除未来每次会议都有可能加息，缩表也已提上议事日程。而我国央行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将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坚持跨周期与逆周期调节有机结合，综合发挥货币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美联储紧缩、我国央行偏宽松，这种政策错位将对我国产生什么影响？本文拟在回顾总结1994年汇率并轨以来相关经验的基础上对此进行探讨，并提出对策建议。

当1994年汇率并轨遭遇亚洲金融危机

1994年年初，我国出台了一揽子的财税金融体制改革措施，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其中，人民币官方汇率与外汇调剂市场并轨，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是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在此背景下，配合1993年下半年采取的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中国经济从过热转为“软着陆”，通胀逐步回落，人民币汇率稳中趋升，外汇储备大幅增加，外贸进出口由逆转顺。到1997年年底，通胀由1994年10月份的高点27.7%降至0.4%，人民币汇率由并轨初期的8.70升至8.28，外汇储备由1993年底的212亿美元升至1399亿美元；1997年，对外贸易由1993年逆差122亿美元转为顺差404亿美元（见图1和图2）。继续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被写入了“九五”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