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次贷危机到疫情大流行，全球经济在动荡中放缓，全球化遭遇挑战。中国经济则加速结构转型和高质量发展，内外循环协同发力，新旧动能逐步切换。继2020年中国经济引领全球经济复苏之后，在2021年中国采取了更为稳健的宏观政策，经济增速也逐步回归到大约6%的增速。实体经济发展的新动能不断崛起，值得盘点梳理和审慎期待。

主持人

钟  伟 《中国外汇》副主编

嘉  宾

张斌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

钟正生 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钟伟：欢迎两位参与本期的“圆桌”讨论。中国政府持续致力于脱虚向实，夯实制造业的基础、扶持技术产业的增长。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以来，实体经济迅速启稳，工业增加值增速趋强，还以强劲的商品贸易稳定了全球供应链。在两位看来，和2019年相比，目前中国实体经济的修复进程，具有怎样的特点？

张斌：经济修复过程中有些方面超出预期的好，有些方面则不如人意。超出预期好的方面是制造业和出口，在过去一年多时间里，出口实现了高增速，出口市场份额大幅上升；不如人意的方面是消费恢复乏力，住宿餐饮、交通运输、批发零售、体育文娱等诸多服务行业回升缓慢，劳动力市场上的农民工就业没有增长，农民工的工资增速也未修复到疫情前。

总体来看，中国在前期较好地控制住了疫情传播，经济复苏进程比较顺利，在全球范围来看表现也很突出。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内需还是偏弱。这其中有疫情防控带来的影响，也有购买力不足的影响。今后需要在疫情精准防控上面下功夫。保持需求合理增长要有明确的物价和就业目标，要有积极的宏观调控政策手段，使总需求合理增长。二是针对在疫情中损失惨重的企业、个体户和中低收入劳动者的帮扶力度不够。这包括但不限于针对特定期间的企业员工就业补贴、企业房租补贴、企业税费减免、企业无息贷款和延期还款政策等。每个地方的疫情防控都事关全国大局，由此带来的财政支出建议由中央政府统一安排，纳入中央财政支出。

钟正生：新冠肺炎疫情以来，中国经济修复主要展现出三个特点：

一是出口成为经济复苏的重要引擎。疫情之前，中国出口增速从2018年超预期的9.9%下降至2019年的0.5%；疫情暴发后，中国出口市场占有率大幅提升，2020年的出口增速逆势上升至3.6%，截至今年7月，两年的平均增速更是达到13.7%。这对中国工业领域的复工复产具有极大的撬动作用。从中长期看，疫情使得各国重新审视自身供应链的安全问题；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将在今年结束，下一阶段谈判难度仍然很大。后疫情时代全球产业链脱钩和重构的趋势可能加强，对中国提升产业链的稳固性和竞争力提出更紧迫的要求。

二是促进消费成为一项中长期挑战。疫情后中国经济复苏最不及预期之处就是消费。其中一部分原因在于服务、餐饮、非耐用品等消费不可回补，以两年平均增速来看，很难达到疫情之前的增速水平。但即便直接将2021年与2019年水平相比，截至今年7月，餐饮收入仍然接近零增长，家具、建筑装潢、家电、纺织服装等仍然为负增长或微弱正增长。二季度央行储户调查问卷显示，居民消费倾向也仍低于疫情之前。制约中长期消费增长的因素在疫情之后更加凸显出来。在此背景下2021年度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需求侧管理”的概念，但消费修复仍曲折艰难。

三是经济增长的传统动能未再大举发力，政策侧重点更偏向“防风险”。截至今年7月，房地产和基建投资的两年平均增速均未超过2019年。当前，政府部门杠杆率相比2018年二季度上升近10个百分点至44.6%，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率还要更高些，预估在47%。因此，今年以来的政策重点放在了地方隐性债务治理和“房住不炒”的跨周期调控上。

钟伟：一些新动能的崛起令人瞩目，例如新能源领域的光伏和风能，有了长足的技术进步。再如电动车产业，汽车的电动化、智能化和网络化也大有弯道超车之势。而生物制药领域也有不少亮点。两位觉得实体经济的哪些领域确实在发生变革？从竞争力和可持续性看这种变革前景如何？

张斌：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制造业一直在按部就班地升级，从20世纪80年代乡镇工业，到90年代的劳动密集型轻工业，到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资本密集型重工业，再到今天的专业知识和技术密集型工业，这符合其他赶超国家的产业升级的一般性规律。

中国的独特之处在于超大的国内市场规模给国内制造业升级带来了独特优势，使得制造业在降低成本、增加国际竞争力和试错机会等方面更具优势，特别在通用性较强的单品，比如家用电器、计算机电子产品、手机等产品制造方面，更容易产生世界冠军。乐观一点看，中国在汽车、芯片制造、生物制药等领域也能像手机、家电一样，产生一批新的世界冠军。

要实现这一乐观前景需要几个前提条件：一是保持开放和竞争的市场环境。中国要充分运用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的力量，通过市场自发的竞争推动产业升级。二是政府要做好知识产权保护。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保护对创新的投入，在当前发展阶段这个工作尤其重要。三是加强基础科研与产业发展的融合。

钟正生：当前中国经济赖以“行稳致远”的新动能至少可概括为以下几方面：

一是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国家统计局自2015年开始发布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其中增长最迅猛的分项是“网络经济”。2020年，这一指数已达到2015年的9.7倍，而综合指数仅为3.7倍。疫情暴发催生的线上需求，更是助推了数字经济的发展。目前，一方面中国在数据基础设施建设、数字化消费新业态新模式等“数字产业化”领域取得稳步发展，依托中国庞大的市场规模优势，形成了全球领先的商业模式创新，并带动了中国数字信息技术的前沿性创新；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与产业加速融合，制造业智能化、“产业数字化”以及数字化水平的不断增强，成为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新动能。汽车的电动化、智能化和网络化大有弯道超车之势，就是这一融合的典型体现。数字经济相关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也是“十四五”规划的重点投资方向。中国有望抢占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的高地。

二是做强“大国工业”。今年1—7月中国高技术工业增加值两年平均增速达13.1%，比工业增加值整体增速高出6.4个百分点；高技术产业固定资产投资两年平均增速达14.2%，高出整体固定资产投资增速10个百分点。在美国对我国科技领域采取战略遏制的背景下，解决“卡脖子”技术问题，从“工业大国”迈向“大国工业”，更加刻不容缓。“十四五”规划提出，基础研究经费投入要占研发经费投入比重的8%左右；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又进一步提出“开展补链强链专项行动”和“发展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对战略性、高技术产业的重视已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三是“碳中和”下的“大文章”。预计碳中和目标下将有百万亿元级的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将加快落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需要增加两大类领域的固定资产投资：一类是从减排角度，另一类是从碳吸收角度。双碳政策会给相关产业提供巨大机遇。

钟伟：也有一些领域充满着挑战，有人将之归纳为“一大一小、一软一硬”。大是指大飞机，小是指芯片，软是指工业软件，硬是指半导体产业链。在传统制造业不断提质增效，新兴产业不断崛起的同时，中国在补足实体经济的短板，尤其是卡脖子领域，还需要做怎样的努力？

张斌：在人均收入10000美元的发展水平上，中国的制造业做得很好，很多领域甚至超前。在大飞机和高端芯片这些工业体系中技术复杂、要求很高的领域，中国与发达经济体相比在很多地方还有差距。这是差距，但不是短板。任何一个复杂的高端产品都是无数个小模块的积累才能完成，需要复杂的配套体系，需要长时间的积累和打磨，也需要市场的检验。对于这些高端制造领域，不能急于求成大干快上。从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发展经验来看，只要保持市场开放，鼓励竞争，政府在企业发展外部环境和基础领域做好功课，高端产业和高端产品会自己长出来。

钟正生：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水平的提升，技术创新从过去的利用后发优势模仿创新，逐渐进入到前沿性创新的未知领域，需要在鼓励创新方面更加有力。一是企业技术创新的试错成本比过去更高，更需要发展风险投资，提供企业创新发展所需的金融服务。二是加强基础研究，需要保证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投入。2020年中国基础研究占研发总经费比重首次超过6%，而此前多年徘徊在5%左右。根据“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草案，我国将制定实施基础研究十年行动方案，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占研发经费投入的比重将提高到8%以上，但仍低于发达国家平均15%以上的水平。三是更大力度地放开市场准入，推动要素市场化改革，形成公平竞争、鼓励创新的营商环境。

钟伟：不容忽视的是，中国实体经济也还面临另一持续压力，即碳达峰碳中和的压力。“30·60”目标会催生一些相应的绿色产业，但也会使实体经济的转型升级更不容易。两位觉得在相应的财税、产业和金融政策方面，还应如何作为，才能使中国经济既有韧性更有创新性？

张斌：减少碳排放，一方面是降低给定能耗中的碳排放，比如使用新的技术；另一方面是降低人类活动的能耗，比如少盖一些高耗能的摩天大楼。这需要公众认识和公众参与，需要让全社会对减少碳排放有更深入的认知，形成更多共识。这是制定碳排放政策的社会认知基础。政策制定方面，我们过去的政策设计在减少碳排放方面考虑不多，应对碳排放压力的政策在很多方面还是刚刚起步。减少碳排放是个综合工程，需要的政策体系支持也非常复杂。我们只能在摸索和试错中找到更合理的政策安排。

钟正生：首先，根据国际能源署（IEA）和国际可再生能源署（IERNA）2017年的测算，若从2015年开始，走可再生能源代替化石能源的路线，那么2015—2050年全球将有10万亿美元的资产搁浅，若延迟采取行动的时间至2030年，将有20万亿美元的资产搁浅。这就需要构建完善的信息披露机制，评估高碳领域存量融资的规模与风险，进而确定在企业、金融机构、政府、消费者之间分配转型成本的方式。

其次，加快发展碳排放交易市场，用碳排放权出让收入作为支持能源转型投资的资金来源；并加强中期财政预算规划同重大绿色转型战略的对接，推出一揽子体系化的针对碳中和的财政支出方案。中国碳排放市场还处在起步阶段，今年7月16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在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才正式启动。2019年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的平均碳价为25欧元/吨，约合人民币195元/吨。根据路孚特碳市场的年度回顾，2019年全球碳排放交易量为87.33亿吨，仅占当年全球碳排放总量的25.6%，全球碳排放权交易面临加强国际协调的问题。

再次，“碳中和”推进过程中可能形成“类滞胀”风险，给货币政策操作带来挑战，需要加强货币、财政与产业政策的协调配合，更好地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类滞胀”局面在2021年就已有了一次预演。今年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给出了“有序推动碳减排支持工具落地生效，向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提供低成本资金”的确定信号。

钟伟：两位都强调疫情以来，中国经济的修复有喜有忧。喜的主要是出口，忧的主要是消费和居民收入，说明了维持和呵护有效需求的重要性。两位都指出，中国持续扩大的内部市场为经济提质增效奠定了市场基础，但新动能新产业的崛起不能指望人财物的突击投入而催生，仍然需要时间和创新的长期持续积累；另一方面，中国经济转型也面临双碳目标的压力。今年以来大宗商品的涨价潮已显露出外围“类滞胀”的风险，提醒我们对疫情后国际经济长期低迷的风险同样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