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一季度的中国宏观经济数据出台，GDP增速初步核算为6.4%，好于市场预期。这使人们对始于2018年第四季度，并在今年一季度受到广泛关注的逆周期宏观调控政策该何去何从，产生了不同的看法。其实，中央定下的“六稳”方向并没有改变，宏观政策保持连续性十分重要。

经济增长“开门红”并没有改变经济增长承压放缓的趋势。首季增速符合将经济增速维持在6.0%—6.5%这一合理区间的要求，但这个增速也是2009年以来最缓慢的首季增速。这折射出，因结构转型、体制转型和市场转型等多重转型因素所导致的经济增长放缓，可能是趋势性的。主要国际组织都对2019年全球经济和贸易的放缓前景表示不安。“开门红”证实了积极政策和稳健货币的逆周期作用得以发挥，而不构成宏观政策应退潮甚至转向的意思。

工业回升喜中有忧。首季工业增加值的回稳，显示了金融继续加强服务于实体经济的能力，显示了减税降费等财政措施的功效，也显示了供给侧结构性调整和稳杠杆的阶段性成果。但从1—3月份的PPI价格变动以及1—2月份的工业企业盈利状况看，工业回升也罢回稳也罢，景气能否得以延续都难下定论。对普惠、小微和民营的金融财税支持保持连续性，宏观政策的稳定有利于减少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面临的风险。

消费的基础性作用不够扎实。应该看到，居民消费信心和意愿还有待稳固。2015年至今，股市和楼市资产价格波动剧烈，居民投资的金融资产遭受了一定损失；同时，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大体同步于经济增长。这些是消费不旺的短期因素。如果再考虑到居民新增需求向医疗健康、教育培训、信息娱乐等服务领域释放的中期因素，以及人口老龄化的长期因素，则可能出现消费增长不旺和居民债务负担上升并存的局面。当下家庭用车等的需求变动，折射出维持消费的基础性作用，需要政策持续关注和发力。

投资和出口的维稳难度也不小。首季回升，基建投资和工业投资表现活跃，房地产投资也稳中有升。这是信贷和社融扩张、地方专项债发行前置、股市楼市信心重聚等因素所致。但地方政府债务的化解、宏观去杠杆的节奏、房住不炒的定论，都使得稳投资和稳外贸难度不小。回顾2014年以来房地产投资、工业投资和基建投资曾发生过的剧烈波动，当下恰应避免这种大起大落。

影响物价稳定的因素有所增加。尽管一季度物价温和，但年内风险因素不减。如猪肉价格对CPI的影响释放得并不充分，有可能再创历史新高，从而推高CPI；而一季度全球增长放缓和大宗商品价格温和上行，也推动PPI3月份出现了抬头之势。而物价的走向，会给货币政策操作带来挑战。目前，这种影响已比较充分地体现在债市，未来是否会影响到股市，难免让人放心不下。

今年也是金融供给侧改革的关键之年，如何理顺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关系，使金融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和人民生活，挑战也颇多。一季度国际收支和人民币汇率虽表现良好，但并不等同于不会发生变化。就国际收支而言，经常项目顺差收缩，资本和金融账户随金融开放而有所扩张，未来可能会使国际收支的结构发生变化。同样，美国经济增长放缓、美联储政策调整，以及中美经贸关系的变动，都有可能对人民币汇率产生较大影响，加大其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的难度。

由是观之，一季度中国经济确实是“开门红”。这应归功于“六稳”政策和逆周期调控。当下，经济运行处于预期的合理区间，但长期增长放缓的趋势未变。各种内外部的不确定性因素，需要我们在接下来的三个季度，继续保持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政策定力。因首季宏观经济的表现，就急切提出宏观政策要“撤火”，经济运行要“倒春寒”，可能并不合适。宏观政策稳而不变，逆周期力度托而不举，继续将经济运行维持在合理区间，才是目标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