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凯恩斯主义对上个世纪70年代的“滞胀”困境应对乏力，自80年代起，伴随着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上台，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得到了快速发展。新自由主义强调以市场为导向，是包含贸易自由化、价格市场化、推行私有化及全球秩序等一系列观点理论和思想的体系。其典型表现是“华盛顿共识”。

1989年，由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牵头，在美国财政部的支持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机构，在华盛顿召开了一次旨在解决拉美国家经济衰退的国际研讨会。会后，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将会议成果总结与概括成三大方面十项主要内容，即所谓的“华盛顿共识”。

“华盛顿共识”包括以下主要内容：一是三项改革措施。强调加强财经纪律，把政府开支的重点转向经济效益高的领域和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文教卫生和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开展税制改革，降低边际税率和扩大税基的改革。二是四项市场开放原则，主要包括实行利率自由化和更具竞争性的汇率制度，以及贸易自由化和放松外资限制等。三是三个“去政府”干预要求，包括国有企业私有化、放松进入与退出的政府管制以及有效保护私人财产权等。

应该说“华盛顿共识”重在强调市场作用和减少政府干预，在一定程度上是合理的，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改革也起到了一定的指引作用。然而，其背后也存在一些矛盾。特别是新自由主义过于极端化，过度强调市场化而忽视资本快速流动的风险管理，危机时救助政策缺乏灵活性，过紧的财政加剧危机并导致进一步衰退等负面效应，日益凸显，导致近三十年来全球多次爆发金融危机。

今年6月，在IMF期刊《金融与发展》上，IMF研究部副主任Jonathan Ostry与其两位同事共同发表了《新自由主义：是否被过度兜售》（《Neoliberalism: Oversold? 》）一文，一度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响。IMF官员在文章中罕见地对新自由主义的两大政策建议（资本账户自由化与财政收缩）提出了批评，认为上述两大政策建议都可能显著增加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甚至损害经济增长的水平与可持续性。

IMF作为新自由主义早期的支持者与推行者，其对新自由主义的反思与批判具有转折式的意义，或预示着未来新自由主义在实践阶段将面临更多修正。结合IMF最近对各国发出的通过积极财政与加快结构性改革来摆脱低增长困境的呼吁，未来IMF的政府政策或许会从“华盛顿共识”向强调有为政府的“北京共识”转变。

拉美危机——反思财政重塑过紧导致的悲剧

新自由主义的首个应用对象是拉美国家。在上世纪80年代，由于受债务危机困扰，拉美国家亟需通过改革来摆脱自身困境。受到“华盛顿共识”的影响，拉美国家全面应用了新自由主义的思想，加快了经济结构改革的进程。采取的改革包括进口自由化、国内金融体制自由化、开放国际收支的资本项目以及国有企业私有化等等。

短期来看，一系列改革给拉美带来了增长动力；但好景不长，过于激进的市场化改革也使矛盾逐步显现。特别是基于拉美国家不成熟的金融自由化，短期资本的快速流入和过早地开放资本项目，大大增加了金融风险，导致金融危机濒发。如1994年的墨西哥危机、1999年的巴西货币危机以及2001年的阿根廷债务危机，都与金融改革不成熟有关。

同时，也正如IMF经济学家在《新自由主义：是否被过度兜售》文章中所提及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并没有像预期那样给拉美带来增长，反而加大了不平等。从经济增长情况来看，改革前（1950—1980年）拉美地区经济年增长率为5.3%，而上世纪80年代则下降至不足2%，90年代虽有提升，但仍维持在3%的低位。贸易自由化与贸易逆差加大并存，经常项目逆差占GDP比重由上世纪80年代的1.9%持续提升至2.3%。与此同时，失业率走高，如阿根廷的失业率从上世纪80年代的5.5%上升至90年代的13.1%，导致贫富差距有所拉大。私有化则使社会服务更多地向中高收入阶层倾斜，加剧了社会不公，进而受到非议。

更值得一提的，就是墨西哥、阿根廷等国家相继出现的债务危机。危机中，IMF秉承“华盛顿共识”给债务国家开出的救助条件是，必须进行相应的结构调整，大幅压缩进口、增加税收和缩减公共开支。尽管一定程度上这种财政重塑是必要的，但过于苛刻的条件，不仅加大了企业运行成本，恶化了财政状况，导致经济活力下降，更强化了危机的自我循环，使债务国家陷入了更加困难的境地，并引发了一系列社会和政治动荡。如今看来，这是“华盛顿共识”值得重点反思的问题。

亚洲金融危机——反思资本项目完全可兑换带来的苦果

“华盛顿共识”并非仅仅在拉美国家推行，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亚洲国家也纷纷开启了自由化之路。当时为了推进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加快发展外向型经济，以泰国为代表的亚洲许多国家纷纷开放金融市场，并放松了对金融和外资的监管。其结果是，大量短期投机资本涌入国内房地产市场和证券市场，推动股市和房地产价格暴涨，经济急剧泡沫化。

然而，1996年开始的以美国为首的信息科技革命开启了美元新一轮升值周期，在直到2001年的五年强势美元周期中，美元指数上涨了约45%。这期间，包括投在亚洲市场的大量国际资金被吸引重新流回美国，从而引发了始于泰国并顷刻席卷整个东南亚的金融危机。

1997年7月，泰铢崩溃，泰国宣布实行泰铢浮动汇率制。当天，泰铢兑换美元的汇率即一路狂跌18%，外汇及其他金融市场一片混乱。而后菲律宾比索、印度尼西亚盾、马来西亚林吉特相继沦陷；同年11月，危机传染至韩国，韩元兑美元汇率一度跌至创纪录的1008∶1；韩元危机又进而冲击了在韩国有大量投资的日本金融业，一系列日本银行和证券公司相继破产。

如今反思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对IMF政策触动最大的便是短期资本流动对危机的扩大效应。在危机之前，诚如“华盛顿共识”，IMF一直倡导各国开放资本账户，促进贸易自由流动及其后的资本自由流动，并强调资本管制将会导致资源分配的扭曲，增加成本。

但是，亚洲金融危机让国际社会看到，资本账户自由化程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并没有稳健的因果关系。而后IMF经济学家也开始对资本账户全面开放带来的风险提高了警惕，并在随后修订的IMF章程的第六条第三款“资本转移的管制”中提出，成员国可以采取必要的管制，以调节国际资本流动。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政府干预救助危机力度空前加大

2007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演化至今已有近十个年头。尽管危机最困难的阶段已经过去，但各国仍未能从危机的阴霾中走出来。此次危机百年一遇，危机波及范围甚至超过了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大萧条”。但值得肯定的是，危机以来，各国政府打破了“新自由主义”思想的一些束缚，加大了政府干预，在防止危机扩大以及稳定市场预期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危机以来，美国对金融机构的救助有目共睹。起初，美国面对2007年下半年美国次级贷款风险加大、金融市场流动性不足的情况，并未采取太多的救助；但在放弃救助雷曼而引发金融市场剧烈动荡之后，美国政府不仅以收购优先股的方式接管了美国房贷证券双寡头——房利美和房地美，而且直接收购了花旗、摩根大通等8家大银行的优先股权，还对全球保险和金融巨头——美国国际集团（AIG）注资1500亿美元以挽救其危局。此外，在财政上也出台了一些积极应对措施，包括退税、转移支付、向汽车业提供贷款等。

欧洲虽然并非次贷风暴中心，但由于欧洲金融机构购买了大量次贷打包的证券化产品，危机爆发以后，欧洲所有的金融以及保险公司都受到了牵连。对此，欧洲各国也在危机不断扩大之后，相应加大了救助力度。如德国政府在2008年10月出台了5000亿欧元的全面银行救助计划，其后又出台了以“促进经济增长保障就业”为目的的振兴经济方案；法国政府先后向巴黎银行、兴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以购买债券的方式注资。此后，伴随着后期次贷危机蔓延至欧洲，进而引发欧洲债务危机，欧盟针对债务国的救助与紧缩工作又有了进一步加码。

时至今日，各国试图摆脱危机、重拾增长的政策宽松力度仍有增无减。从各国央行的资产规模来看，美联储总资产规模自2008年次贷危机以来已经扩张5倍；欧洲央行在实施量化宽松时曾一度扩张到3倍，其后出现反复，如今约扩张2倍；日本央行前期对待宽松非常谨慎，但从2013年推行安倍经济学后，央行资产迅速扩张，如今超过3倍。目前，通过宽松货币政策为本国国内经济增长与结构性改革创造条件，已成为G20国家的共识。

反思新自由主义对中国的现实意义

上述各次危机均凸显了新自由主义的矛盾，从而引发了IMF等国际机构对市场与政府关系的重新思考。而这些对新自由主义的反思，对引导当前中国经济运行与推动供给侧改革，均具有借鉴意义。

首先，面对当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微观主体信心不足，应该进一步发挥积极的宏观政策的作用。考虑到美联储加息开启、中国货币政策边际效用递减以及高企的资产价格，在未来降息的可能性降低的情况下，财政政策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结合以往美、日、欧都是通过加大政府杠杆化解企业高杠杆的事实，中国在政府债务较低的有利条件下，也应该借助债务置换、减税等方式，帮助企业走出困境。

其次，应重视稳定汇率与预期。去年，面对人民币汇率两度大幅下跌并刺激资本外流，中国通过稳定汇率预期以及加强跨境资金流动监管的措施扭转了局面。在笔者看来，虽然不能视其为人民币国际化的倒退，通过采取措施来防止短期资本冲击也具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但若想真正防止资本大规模流出，还需稳定汇率与预期，特别是切勿采取一次性贬值的策略。即将在杭州举行的G20峰会以及10月人民币正式加入SDR篮子，为稳定人民币汇率提供了有利条件。借此在短期内鼓励海外资本流入国内债券和股票市场，稳定汇市，进而促进资本流入与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应是理智的选择。

最后，危机让各国决策层不得不反思市场与政府，效率与公平这些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其中重要的一点是，既要避免重走极端市场化的新自由化老路，也要避免全面重拾政府干预。正确的做法是，在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强调有为政府，更加注重政府在弥补市场失灵方面的作用。

上述内容与三中全会的核心思路是一致的。未来，中国需要进一步加快供给侧改革的推进，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唯如此，才能重拾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避免收入差距扩大化，帮助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作者系瑞穗证劵亚洲公司董事总经理、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