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末年初，正是总结回顾和展望部署的时节，会议尤其多。忝列学界之中，笔者有幸参加了一些。自己虽无甚高论，但受惠于前辈的教诲和同侪的启发，听得多了也对一些问题形成了若干意见。回过头来梳理这些意见，却发现在一种语境下的合理性，往往受到另一种语境下别一种合理性的挑战，且尤以对外经济政策话语与对内经济政策话语的冲突最甚。

回顾关于对外经济合作的政策，讨论较多的是“一带一路”。“一带一路”的重要着眼点之一是推进国际产能合作。这个议题在政策话语体系中的演进颇富戏剧性。最初叫做通过“一带一路”化解国内过剩产能。在习近平主席2013年10月在哈萨克斯坦阐述“丝绸之路经济带”之后不久，国务院发布《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就明确提出“巩固拓展国际市场，消化国内过剩产能”。2014年年底，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正式确定的名义是“推动我国优势和富余产能跨出国门”。2015年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的若干意见》中，关于全面提升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合作水平的措施中提出要“推动我国优势产业产能走出国门”。再后来的2015年5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指导意见》，正式把推进国际产能合作列为“走出去”的主标题。其背后的逻辑，还是希望“提高中国产品尤其是装备的国际竞争力”，为优势富余产能找到国际“出口”。

回顾关于国内经济发展的政策，聚焦点多在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寻找经济增长新动力之上。其中，“供给侧改革”被视为反思过往长期“需求刺激”政策之后的新的“灵丹妙药”，并因为领导人的提倡而备受关注。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11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提出，“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并于2016年1月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上对供给侧改革做了进一步阐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从生产领域加强优质供给，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使供给体系更好适应需求结构变化。”这意味着供给侧改革的着眼点之一是将现有过剩产能“再要素化”，通过瓦解现有过剩产能，推动要素的重组和优化配置，提高生产率。

综合以上对外经济合作与国内经济发展政策的表述，可以发现一个问题，即对于富余的产能，到底是让优势的产品“走出去”，还是让过剩产能“再要素化”，重新匹配到其他部门及领域之中?一种抽象的回答是，这取决于这些富余(或过剩)产能是不是“一带一路”可以吸收的“优势”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