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后，美国、德国、日本等主要经济体就业市场总体平稳，但结构性矛盾突出。美国、德国、日本采用“需求侧+供给侧”双轮驱动的就业政策框架，通过政策“组合拳”促进就业市场平稳运行。在需求侧，美国、德国、日本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创造新的就业岗位；美国和德国实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总需求增长，间接起到促进就业的作用。在供给侧，美国、德国、日本通过优化职业教育与技能培训体系、提高重点群体劳动参与意愿、调整移民政策等措施破除制约“人岗匹配”的体制机制障碍。从美国、德国、日本的经验看，在结构性挑战下，平衡就业市场的短期稳定和长期发展、协同宏观政策与人力资本投资，是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核心路径。

主要经济体就业市场总体平稳但面临结构性矛盾

新冠疫情之后，世界主要经济体自然失业率保持稳定，全球就业市场呈现复苏不均衡等新特征。根据国际劳工组织（ILO）发布的《世界就业与社会展望：2025年趋势》报告，全球经济增长持续放缓，对劳动力市场的全面复苏构成挑战。2024年全球就业缺口4.02亿人，包括1.86亿失业者、1.37亿暂时无法工作人员、0.79亿因失望停止寻找工作的劳动者。主要发达经济体通过政策干预，就业市场恢复情况好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失业率维持低位，就业缺口率和劳动参与率较新冠疫情前有所改善。

美国、日本、德国失业率低位运行，就业市场表现稳健，但面临结构性挑战。新冠疫情后美国就业市场展现出强劲韧性，失业率从最高峰（2020年初）的15%持续下降，目前控制在4%左右的历史低位。2024年12月，美国劳动参与率为62.5%，较新冠疫情前低0.8个百分点，非农时薪同比增长3.9%，劳动力市场职位空缺数为760万。从不同岗位的结构情况看，美国劳动力市场存在明显的“K型复苏”特征，即高技能岗位薪资增长显著、低薪服务业岗位恢复缓慢。日本就业市场长期稳定，利用劳动力短缺的有利条件，过去10多年日本失业率控制在3%以内。日本平均工资存在增长预期，2024年“春斗”结果为企业平均加薪5.1%，创过去33年最大幅度，2025年“春斗”涨薪要求升级为加权平均总涨幅6.1%。但受制于人口结构恶化，日本就业市场面临严峻挑战，有效求人倍率维持在1.3左右，显示劳动力供给严重不足。65岁以上老年人就业率达25.1%，创历史新高。女性就业率（53.3%）虽持续提升，但仍低于主要发达国家平均水平。德国就业市场表现稳健，失业率维持在3.0%的低位，青年失业率为5.8%，在欧盟保持最优就业表现，但同样面临人口老龄化、技术变革、产业转型等结构性挑战。

美、德、日三国促进充分就业的政策与效果

新冠疫情后，美国、德国、日本从供需两侧同时入手，通过政策“组合拳”促进就业市场平稳运行。需求侧就业政策旨在解决“创造充足的岗位数量”问题，主要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致力于在短期刺激经济带动就业。供给侧就业政策旨在解决“劳动者能否满足岗位需求”的问题，致力于长期优化人力资本，主要包括劳动力市场政策、教育培训政策、移民政策等。

需求侧就业政策与效果

新冠疫情后，美国、德国、日本均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通过增加政府支出、减少税收刺激消费和投资，前者可直接创造公共部门岗位、刺激私营部门劳动需求，带动企业扩张和招聘；后者则通过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和企业利润推动经济增长和就业机会增加。

美国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延续已有的减税政策，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力度。2021年以来，美国政府接连推出《基础设施投资和就业法案》（IIJA）、《芯片与科学法案》（CHIPS Act）、《通胀削减法案》（IRA），通过扩张性支出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和制造业投资，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财政政策回归常态，通过减税措施增加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与招聘，进一步支撑了就业市场的稳定。尽管私营部门就业增长有所放缓，但公共部门就业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对冲了这一影响。对外军事援助也为美国军工企业带来订单，间接拉动了就业。2025年特朗普政府有意延续2017年的减税政策，进一步削减企业所得税、提高个人所得税部分税级的起征点，对清洁能源等新兴行业实施税收优惠政策。

德国试图实施精准刺激，加大基础设施和绿色能源投资。尽管经济面临连续两年的萎缩，2024年德国政府依旧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增加了基础设施投资，向“气候与转型基金”注入500亿欧元支持绿色就业，设立鼓励创新创业的“未来基金”以创造更多高附加值就业岗位。同时，德国政府推出一系列减税措施，将居民基本免税额增加至12096欧元，已婚夫妇免税额相应翻倍；与儿童护理、教育和培训相关的子女津贴提高至6672欧元，儿童福利金增加至每名儿童255欧元/月；团结附加费的免税限额增至18130欧元。这些措施旨在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刺激经济活动和就业增长。

日本实施经济刺激计划，支持中小企业发展。2023年，日本政府宣布了17万亿日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其中，以削减居民税和企业所得税为主要内容的减税措施总额达6.5万亿日元，对交通、通信、能源、环保等领域的基础设施投资总额达6万亿日元，对受新冠疫情影响的中小企业和个体经营者补贴总额达4.5万亿日元。这些措施改善了居民的收入环境，通过提升其消费能力间接拉动了就业。2024年11月，日本政府决定推出规模达39万亿日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其中包含21.9万亿日元的财政开支，核心措施包括提高个人所得税征收门槛，通过补贴、提供培训项目等方式支持中小企业发展，设立地区就业创造基金等，以吸引更多人进入劳动力市场。

美国、德国、日本财政刺激的政策效果存在差异。美国的财政扩张虽然推动了就业市场复苏，但结构性失业问题仍然存在，并加剧了美国的通胀压力。德国的财政政策在促进就业方面更具针对性和有效性，但同样面临经济结构转型调整的压力。日本的财政刺激政策短期内对就业和消费提供了一定支撑，但经济增长缓慢限制了就业市场全面复苏，同时推高了债务水平和财政可持续性对日本经济的潜在风险。

货币政策方面，2024年以来，美国、德国等经济体开启新一轮降息通道，这意味着贷款成本下降，在稳定经济增长的同时有助于增加就业岗位。日本在经济增长形势和通胀压力等背景下上调基准利率，提高了企业的融资成本，或对就业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

美联储审慎推进降息周期，通过“前瞻性指引”稳定市场预期。美联储将就业最大化作为重要的政策目标，自2024年9月开始降息，2024年内连续降息3次、累计100个基点，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由5.25%—5.5%下调至4.25%—4.5%。同时，美联储在2024年下半年逐步放缓资产负债表缩减速度，将国债减持上限从600亿美元降至250亿美元，将机构债和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减持上限维持在350亿美元，以减轻金融市场压力，稳定债券价格和借贷成本，为经济增长提供缓冲，避免就业市场剧烈波动。

德国受益于欧洲央行量化宽松政策，在抑制通胀的同时避免就业市场“硬着陆”。欧洲央行先于美联储降息，2024年降息4次、累计100个基点，存款便利利率下调至3%，主要再融资操作利率和边际贷款便利利率分别下调至3.15%和3.4%，同时继续通过资产购买计划等政策工具向市场注入流动性，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市场利率上行压力。在欧洲央行的统一框架下，通过定向长期再融资操作（TLTRO）鼓励银行增加对实体经济的信贷投放，特别是对中小企业和家庭提供低成本贷款支持，从而刺激经济增长、增加劳动力市场需求。

与其他主要经济体不同，日本央行在通胀和汇率压力下结束了长达8年的负利率政策，将基准利率上调至0—0.1%区间，上调短期利率目标至0.25%，逐步推进货币政策正常化。2025年1月日本央行进一步上调基准利率水平至0.5%，这是继2024年3月日本央行结束负利率政策以来的第三次加息，未来存在继续收紧货币政策的可能。日本央行加息提高了企业的融资成本，或对就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供给侧就业政策与效果

美国、德国、日本实施的供给侧就业政策着眼于提升劳动力数量和质量，促进企业与劳动者的人岗匹配，包括教育培训政策、移民政策、破除强制退休等影响劳动力市场自由进出的制度障碍、出台保障措施提升女性、老年人和就业困难群体的就业意愿等。

美国移民政策转向，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有待观察。拜登出任总统期间，美国移民政策进行了多方面调整：一是放宽入籍政策，简化绿卡持有者的入籍审查程序；二是增加移民配额，特别是高技能职业移民和家庭团聚类移民；三是放宽留学生政策。上述移民政策改革增加了高质量劳动供给，但也增大了美国国内劳动力就业压力，引发社会争议和种族问题。2025年特朗普再次出任美国总统后，美国移民政策发生重大变化。特朗普政府废除简化移民流程等多项政策措施，暂停美国难民接纳计划（USRAP），增加移民使用公共福利的限制，并签署行政令终止“出生公民权”，2025年2月19日之后出生的、父母非法居留或持临时签证居留的儿童将不再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美国移民政策的收紧可能引发一定的社会分裂，其政策影响有待进一步观察。

德国采取多项举措，构建稳定就业、提升技能和引进国际人才的就业促进体系。为应对新冠疫情的冲击，2020年以来德国不断优化“短时工作制”，将适用范围从传统制造业扩展到服务业，允许企业更灵活地调整工时。实施“激活型”失业救助制度，要求失业者必须参加职业培训或社区服务才能领取全额福利。全面升级“双元制”职业教育体系，2024年通过《职业教育认证与数字化法案》，为学生和在职人员提供免费的数字技能培训课程；针对绿色转型需求，德国在能源、建筑、交通等领域认证若干气候相关职业标准，实现气候技能的系统性整合。此外，2023年，德国政府修订了《技术移民法》，新推出的积分制“机会卡”允许非欧盟国家专业技术人才在没有工作合同的情况下赴德求职，遍布全德国的“欢迎中心”为移民提供免费的语言课程和职业辅导。

日本推动工资上涨，提高女性和老年人劳动参与率。近年来，日本政府持续支持企业加薪，通过增加日托场所、鼓励企业多样化工作方式等措施，进一步提高女性劳动参与率，同时，通过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提高老年人就业率。日本曾分别于2006年、2013年将法定退休年龄分别延迟至60岁和65岁，2021年修订的《老年人雇佣安定法》要求企业通过提高或取消退休年龄、返聘等五种方式保障有意愿工作到70岁的老年人获得就业机会。

美国、德国、日本的供给侧就业政策各有侧重，均有一定的效果，但都面临挑战。美国通过改革移民政策促进劳动力市场再平衡，有利于解决劳动力短缺和技能不匹配问题，但移民政策调整可能引发社会争议和种族矛盾。德国系统的劳动力供给侧改革短期有助于缓解德国关键行业用工荒，中长期致力于构建适应数字经济需求的高素质劳动力队伍，但也面临企业培训投入不足、移民社会融入等挑战。日本在提升特定群体劳动参与率方面取得成效，工资上涨政策有利于提高劳动者收入和刺激经济增长，但也可能导致企业经营成本上升、竞争力有所下降。

启示与建议

综合而言，宏观政策的就业促进效果取决于政策工具选择、经济社会背景和劳动力市场结构等多种因素。从美国、德国、日本的宏观政策及实施效果看，美国的需求侧刺激政策见效快，短期内就业拉动显著，但结构性失业问题依然存在；日本的精准干预维持了超低失业率，但人口结构转变的负面冲击导致劳动力总量持续下降，制约就业市场长期繁荣；德国的系统性改革政策最为全面，就业市场表现出较强韧性，但传统行业劳动者面临转型冲击，新兴产业岗位需求与教育培训匹配度仍需提升。参考上述三国的经验，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笔者得出以下几点政策启示。

一是就业政策应注重短期救济与促进长期劳动市场转型相结合。美国、德国、日本均实施了短期刺激与教育培训等长期投资相结合的就业政策。短期刺激政策有利于应对危机，缓解经济波动对就业的冲击，防止大规模失业潮，但过度依赖财政货币政策可能导致政府债务高企，掩盖就业市场结构性矛盾。长期投资政策有利于为产业升级储备适应性劳动力，激活人力资本红利，形成可持续的就业增长机制。就业政策的“短长结合”本质上是对“生存”与“发展”的平衡，二者相互配合有利于同时实现就业市场的短期稳定与长期发展。

二是加强宏观政策工具与收入分配政策之间的协调性。为了释放内需消费潜力，近年来美国、德国、日本均采取了扩张性财政政策，加大针对居民的减税和补贴力度。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居民的消费收入弹性通常呈现两个特征：高收入群体比低收入群体的消费弹性更高、耐用品和享受型产品比生存型产品的消费弹性更高。这意味着高收入家庭的消费行为对收入变化反应更为敏感，即可能存在“逆向”收入分配效应，加剧消费不平等。因此，应注重提高政策的针对性与普惠性，加强宏观刺激性政策工具与收入分配政策之间的协调性，将中低收入群体尤其是困难家庭作为重点支持对象，加大转移支付力度，适度提高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确保刺激性宏观政策不造成贫富差距扩大。

三是完善老人、女性、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政策。我国的人口结构转变进程与日本等东亚国家具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应参考并借鉴其有益经验，完善重点群体就业支持政策。应进一步完善延迟退休改革配套措施，跟踪改革实施进展，加强政策效果评估，优化养老金待遇计发办法以增强延迟退休激励，通过财税政策鼓励用人单位雇佣退休老人。建立瞄准性强、直接让女性受益的减税政策，增加育龄女性专项附加扣除项目、提升抵扣标准，探索建立生育补贴政策，提升女性在家庭和劳动力市场中的相对地位。继续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充分发挥数字经济、绿色经济、银发经济等新兴领域的就业拉动作用，提升相应工作技能的培训力度。

四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实施前瞻性的就业政策。应对新兴挑战需要积极进行就业政策创新，以市场化为导向改革教育体系和职业技能培训体系，前瞻性规划绿色能源、数字经济等新兴行业人才需求，推动教育、培训、技能等补贴对象从“补供方”转向“补需方”。发挥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等新技术在职业能力建设与人力资源供求匹配中的作用，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持续提升，实现劳动者体面工作与人的全面发展。

（本文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社科学术社团学术研究项目[批准号：24SGC022]的支持）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