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美国频繁以关税政策为武器，试图维护美国自身利益。从19世纪的《莫里尔关税法》将平均关税税率提升至49%，到《麦金莱关税法》显著提高工业品关税，再到一战后延续高关税取向的《福特尼—麦坎伯关税法》与1930年《斯姆特—霍利关税法》，均体现了关税作为调控工具的反复使用。1971年的“尼克松冲击”通过加征附加关税并推动美元与黄金脱钩，终结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引发全球货币体系的长期震荡与不确定性上升。20世纪80年代的美日贸易摩擦中，美国以关税与汇率并举手段对日本施压，虽促使日元升值、缓解贸易逆差，但并未从根本上提升本国产业竞争力，反而推升了消费者成本。2018年以来，美国对中国产品大规模加征关税，意图重塑制造业优势，结果却造成供应链错位、企业成本上升和全球市场剧烈波动。

以史为鉴，美国历史上发动的关税战均以效率下降、成本上升为代价，更重要的是，关税战极易突破经济范畴，演化为地缘政治的全面对抗，大范围的冲突风险或成倍上升。尤其在全球分工高度融合的时代，关税战的负外部性将迅速扩散至全球，从而引发系统性危机。以下笔者将重点分析美国1930年《斯姆特—霍利关税法》、20世纪70年代“尼克松冲击”、20世纪80年代美日关税战的历史经验，并结合当前美国实施对等关税政策的现实情况，进一步总结其影响与教训。

《斯姆特—霍利关税法》（20世纪30年代）：保护主义的“毒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