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发展对中国经济稳增长和促就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新冠疫情结束以来，中国企业出海、外资工厂外迁等现象备受关注，“不出海就出局”等提法很容易让人误判中国产业外迁的趋势。笔者认为，在内外、新旧因素交织影响下，本轮产业外迁预计将持续一段时间，但外迁规模和外迁程度将有限。其中，相关产业承接国会因产业外迁而扩大产能，但中国的制造业工厂地位依然稳固，预计全球制造业将呈现“中国+N”的模式。

本轮产业外迁呈现四个特点

一是本轮产业外迁以增量外迁为主。新冠疫情以来的产业外迁确实存在一些存量转移的现象，表现为部分企业关闭在华工厂，在其他国家新建工厂，但存量外迁并非本轮产业外迁的主流。对大多数企业而言，只要还依赖中国市场，就不会关闭中国工厂。总体看，增量外迁是新冠疫情以来产业外迁的主要形式，表现为：企业削减在华投资、新增他国投资。这一点在中资企业中表现尤为明显，对于中资企业而言，即便在国外建厂，通常也不会关闭在国内的工厂，在出海建厂的同时，往往仍会保留在国内的母工厂。这表明中国尚未出现大规模的存量工厂迁移。

二是大国博弈是本轮产业外迁的主要驱动因素。一方面，中国产业外迁持续受到市场因素的驱动。传统的市场因素主要包括劳动力成本推动、企业主动国际化布局等。其中，劳动力成本推动是最早且持续存在的因素，对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尤其如此；国际化布局则分为市场寻找型和资源寻找型两类，前者是企业在当地生产满足当地需求，后者是企业通过投资开发当地矿产等资源。此外，国内的环保政策要求、激烈的市场竞争也在一定程度上驱动了企业的产业外迁行为。

另一方面，大国博弈是本轮产业转移的一大影响因素。大国博弈影响产业转移的渠道包括：其一，美国单边对中国加征关税，虽然中国生产的综合成本仍然低于其他国家，但在关税加征影响下，中国出口价格优势被削弱，促使企业在海外新建工厂。其二，美国出口管制导致一部分企业难以购买到上游零部件或设备，企业不得不将产能转移到海外。其三，美国的采购商迫于美国政府压力，要求中国企业多元化生产，推动中国企业开拓海外产能。其四，随着部分产业链上的核心企业转移产能，国内上游配套企业也跟随转移产能。

三是本轮产业外迁具有短期报复反弹、产业高端的特点。从增速看，本轮产业外迁属于报复式的反弹。2018年中美经贸摩擦爆发以来，中国产业外迁便已开始提速。但2020年暴发的新冠疫情阻断了这一进程，拉低了新冠疫情期间的对外直接投资基数，同时也放大了新冠疫情结束后的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率。商务部数据显示，2022年，以美元计价的中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同比下降7.3%；2023年，以美元计价的中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增长12.8%。

从产业结构看，本轮产业外迁的重点产业转向电子、半导体、汽车、新能源等高技术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明显区别于原有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外迁。英国《金融时报》跨境绿地投资数据库的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电子、半导体、汽车、新能源等行业的对外合同投资规模依次为297亿美元、65亿美元、245亿美元、166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103%、1200%、470%、435%。而纺织产业对外投资呈现停滞，2023年合同金额仅为8亿美元，不到2017年高峰时期的三成。而从产业承接国方面看，越南、马来西亚目前正重点发展电子产业和半导体产业，泰国和墨西哥正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印证了重点产业转向的趋势。

四是本轮产业外迁的承接国较为集中。在原来的产业外迁中，并没有明确的产业承接国。根据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戈登·汉森（Gordon Hanson）教授的研究，2013年之后，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占世界份额开始呈现下降态势，至今下降约10个百分点。替代中国出口份额的国家包括越南、孟加拉国、巴基斯坦、柬埔寨、缅甸、波兰等国，但并未发现明确的承接国。即便是替代份额最多的越南，也就替代了1个百分点多。其他国家最多替代了0.5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在中美经贸摩擦爆发之前，虽然由于劳动力成本上涨，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向海外转移，但尚未有明确的转移目的地。

本轮产业外迁的目的地则集中在东盟的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四国，以及印度、墨西哥，呈现“4+2”模式。由于大国博弈是影响本轮产业转移的主要因素，产业承接国必须同时能被中美两国接受。与此同时，产业承接国还需要具备良好的承接条件，如劳动力、产业基础、基础设施、营商环境等。东盟四国与中美均保持了良好的政治关系，奉行中立政策。墨西哥与美国邻近。印度作为大国，虽然近年来与中国的政治关系在降温，但并未明显偏向美国。这六个国家与非洲、拉美等地区相比，承接产业的综合条件相对较好，成为承接中国产业的热门目的地。其中，东南亚国家与中国相邻，治安较好，且与中国有相近的文化，成为最热门的中企出海目的地。而且，这些产业承接国的政府也意识到了中美博弈带来的机遇，尝试通过主动招商引资来承接相应的产业。

中国产业外迁对自身贸易投资的影响分析

产业外迁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产业外迁将改变中国外贸的产品结构。目前，中国产业外迁主要还是终端环节，中上游环节尚未有外迁的迹象。由于产业承接国的工业基础薄弱，只能完成下游环节，尚不足以进行全产业链的生产，需要从中国进口上游产品。因此，产业外迁将改变中国的生产结构，进而改变出口结构——最终品出口比重下降，中间品出口比重上升。2020年以来，中国中间品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提升了约5个百分点。中国和产业承接国的产业和贸易联系也因为上下游的关联而增强。2018年以来，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年均增长9.17%，高于中国贸易总额增速约4个百分点。

产业外迁将改变贸易顺差的国别结构。中国贸易顺差的对象将由美国转移到产业承接国，与此同时，产业承接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将增加。产业承接国相当于承接了一部分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例如，2018年—2023年，越南对美贸易顺差从348.2亿美元增加到1045.8亿美元，中国对越南贸易顺差从199.4亿美元增加到454.3亿美元。

产业外迁对国际投资的影响

产业外迁下，吸引外资从“量”转向“质”。中国巨大的市场规模一直是吸引外资的一大优势，但近年来，受多方面因素叠加影响，外资在华经营不确定性有所加大。在此背景下，外资虽然暂时不会把中国的企业或工厂外迁到产业承接国，但是新增投资更倾向于流向产业承接国。从量的增长看，中国所面临的吸引外资压力加大，需要更多从质的角度吸引高质量外资。

产业外迁下，中国对外投资有望增长。资本主导产业发展，资本的流动引发产业变迁。宏观层面的产业外迁，体现在微观层面，一方面是外资企业将新增投资转向其他国家，另一方面就是中国本土企业的出海。根据笔者的判断，目前多数中国企业仍处于谋划出海的阶段，尚未真正进行大规模对外投资。但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内，如果中美经贸关系进一步恶化，不排除这些企业从谋划出海转向实质性出海，从而带动中国对外投资规模的增加。

本轮产业外迁的趋势判断

在内外、新旧因素交织影响下，中国的产业外迁预计将持续，但规模和程度有限。尽管部分产业承接国会因产业外迁而扩大产能，但中国的制造业工厂地位依然稳固。预计全球制造业将呈现“中国+N”的模式，以中国为轴、辐射至其他国家。

判断一：内外部因素将驱动本轮产业外迁得以持续

从内部环境看，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劳动力成本将会不断上涨，相关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或劳动密集型环节在中国的生产成本将增加，竞争力将下降。受成本上升的影响，中国企业国际化布局的步伐将持续加快，不仅一部分出口导向型企业会外迁，甚至一些供应中国本地市场的企业也会外迁，中国或将更多地从国外进口终端消费品。从外部因素看，在中美博弈长期持续的背景下，随着美国提高对华加征关税的幅度，以及施加其他各类限制措施，在华外资企业和中国企业预计都会通过海外布局来应对这一长期博弈。

判断二：外迁成本和收益的综合对比将决定本轮产业外迁的程度

产业外迁的程度，最终取决于“离心力”（产业外迁收益）和“向心力”（产业外迁成本）两种力量的对比。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离心力”有望占据上风，从而加速产业外迁。但随着相关产业承接国吸引外资力度加大，当地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成本将上涨，推升生产成本。而中国的综合成本优势仍然是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当产业外迁达到一定程度时，企业会发现，外迁的成本高于收益，进而不再外迁。而从中美博弈的角度来看，持续的外迁或引发世界范围内产品价格上涨，尤其是美国也会面临价格上涨问题，进而迫使美国政府调整自身政策。

判断三：“中国+N”世界多工厂模式将会形成

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一旦形成，便很难被动摇。从内部看，历经多年发展，中国在制造业体系、基础设施等各方面积累了牢固的优势，其他国家难以比拟。并且，中国拥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作为新的竞争优势来源。主观上，中国政府重视制造业发展。此外，无论从解决就业问题的角度看，还是从国家安全的角度看，制造业的发展对于中国都具有重要意义。国家战略层面的重视将使制造业持续获得政策支持和保障，进而有助于巩固中国的制造工厂优势。

从外部看，东盟、印度、墨西哥等国虽在劳动力成本方面具有优势，但在生产率、基础设施、营商环境等方面普遍存在短板。尤其是在基础设施方面，这些产业承接国的人均基础设施投资额和人均发电量与中国相比存在较大差距，对这些国家的制造业发展能力形成了限制。即便在劳动力成本方面，产业承接国具有吸引外资涌入的劳动力成本优势，随着产业外迁的持续，该优势也将有所削弱。由于各产业承接国存在不同程度的短板，难以有单一的产业承接国承接中国的制造业。预计中国仍继续保持稳固的世界工厂地位，其他产业承接国将呈现“多点开花”的模式—除东盟、印度、墨西哥外，东欧、非洲、拉美等相关国家也有承接部分产业的潜力，预计未来的世界工厂布局将呈现“中国+N”模式。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美国产业链全球布局调整的机制、趋势与影响研究”〔24&zb05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薛蕊系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对外投资合作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作者苏庆义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贸易研究室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