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好外汇管理工作必须深入系统学习领悟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做好金融工作必须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以推进金融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统筹发展和安全，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这为外汇管理工作，特别是构建与金融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外汇管理体制机制指明了方向。要解决怎么看、怎么干问题，必须从逻辑上搞清楚外汇管理为了谁、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做等一系列基本理论命题。

我国外汇管理工作成功应对了外汇短缺难题。外汇管理起源于外汇短缺。二战后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外汇短缺难题，外汇管制应运而生，旨在通过抑制外汇需求端将稀缺的外汇资源配置到经济发展的关键领域。管制实现的人为外汇供求平衡并不能自动解决外汇供给缺口，外汇管制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长期存在。一些国家在外汇短缺难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贸然放弃外汇管制，出现汇率习惯性贬值甚至货币危机，经济发展失去自主性。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也不例外，外汇短缺叠加计划经济，只能实行严格的外汇管制。改革开放后一段时期，为满足经济建设需要，国家外汇管理局把提升创汇能力作为重要着力点。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随着我国国际收支连续多年双顺差，国家外汇管理局不断完善管理理念和方式，提出“国际收支平衡”管理目标和“均衡管理”监管理念，循序渐进适时适度放松管制，实现了经常项目可兑换，资本项目开放水平也不断提高。得益于外汇供给能力的提升，我国没有发生严重的国际收支危机、外债危机或货币危机。

新时代对外汇管理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党的二十大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就经济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和高水平安全等作出重要部署。这些都要求外汇管理工作在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基础上推进高水平开放。

第一，要服务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外汇管理政策本身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和工具。发展是硬道理，高质量发展是新要求，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改革开放的贡献是衡量外汇管理工作成效的标准。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外汇需求，如金融“五篇大文章”、共建“一带一路”、企业“走出去”、区域改革、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人民币国际化、稳外资稳外贸等，认真研究外汇管理该做什么和能做什么，积极出台政策并推动外汇管理体制机制改革。

第二，要提高开放条件下的安全保障能力。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坚持高质量发展，包括高水平开放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经济金融安全属于国家安全范畴，不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风险。在二元世界经济结构中，处于外围的发展中国家容易受到外源性冲击，例如美国次贷危机演变为全球性的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外汇市场经受了多轮外部冲击，跨境资本流动也经历了完整的周期，有过大规模流入也有过大规模流出压力。这是很好的压力测试，对有关应对措施进行总结提炼，可以提高外汇领域安全保障能力。另外，要坚持总体安全观，夯实经济安全基础，完善外汇市场“宏观审慎+微观监管”两位一体管理框架，打击外汇领域违法犯罪活动，树立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抵御蓄意打压等极端外部风险。

第三，要实现外汇领域高水平开放。外汇领域高水平开放是对外开放的有机组成部分，告别外汇短缺为外汇领域高水平开放提供了重要基础。新形势下外汇管理应更侧重于宏观层面的稳定和安全，逐步减少微观层面的行政约束，让更多的外向型经济活动受惠于外汇领域高水平开放，提高经济主体的获得感。外汇领域高水平开放的重点是进一步向制度型开放转变。要稳步扩大外汇领域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提高规则的稳定性和国际化程度，推动规制更加科学合理和透明高效，促进管理体系和管理能力现代化，对接高水平标准。

《中国外汇》学术专刊是探索中国特色外汇管理理论的有益尝试。迄今已出版了三辑，所刊登的论文大多是我国外汇领域实践和政策的理论探讨，有力呼应了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的构建中国特色金融理论体系要求。外汇管理实践主要发生在发展中国家，我国是最大发展中国家，在外汇管理成功实践基础上构建的中国特色外汇管理理论，不仅具有中国特色，更具有一般性规律特征，有助于为发展中国家外汇管理和丰富发展经济学贡献中国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