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大逆转：老龄化、不平等与通胀》（以下简称“《人口大逆转》”）是由查尔斯·古德哈特和马诺杰·普拉丹共同撰写的的经济学书籍（英文版于2020年8月出版，中文翻译版本于2021年8月出版），这本书算是踩到了全球新一轮通胀的“点”上。在书中，两位作者指出，过去三十年为全球带来低通胀的人口红利和全球化两大因素，正发生历史性逆转，全球将迎来持续高通胀。疫情冲击加快了这一进程。与之相伴随的是，较高的利率、债务的承压以及不平等的减弱。

当下，全球出现了40年来最严重的通胀，许多经济体消费者价格指数（CPI）达到两位数。而就在2022年初，中央银行家们普遍认为，物价上涨是短期的，虽然超过2%的目标水平，但只有持续高于2%才应该收紧货币政策，不能犯过早退出宽松政策的错误。不过，中央银行家们却犯了过晚退出的错误。等到通胀快速而持续攀升时，缓过神的政策制定者只能开启激进加息。大力度加息不仅加大金融市场波动，也造成实体经济猛烈降温并出现衰退。

决策者本可以更早对通胀作出反应，全球本应该出现更低的通胀和更轻微的经济降温。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自1985年以来，全球几乎摆脱了通胀阴影，进入了长期低通胀、高增长的“大稳健”模式。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又面临通货紧缩威胁。人们对通胀的记忆早已模糊，而通缩危险近在眼前。在这种情况下，认为物价上升是暂时现象并不奇怪。

许多学者曾对“大稳健”及国际金融危机后的通缩进行了研究和解释。中央银行家中，原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和伯南克均重视全球化和人口因素的影响。格林斯潘甚至提出“格林斯潘之谜”并给出解释。他认为，国际金融危机之前，虽然中央银行观察到过低的利率应及时作出调整，以避免刺激泡沫，实际上也采取了行动，但短期政策利率的抬升并没有有效传递到中长期利率。格林斯潘的解释是，中国和东欧国家加入全球化和国际分工，抑制了全球物价的上升，国际收支盈余国家购买美国国债则压制了中长期利率上升。伯南克进一步提出储蓄过剩说，认为中国、海湾及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出口快速增长，积累了大量外汇储备，投资于美国国债市场，对全球带来通货紧缩效应，并促使中长期利率保持低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