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等于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加上1929年大萧条，再加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这次疫情是公共卫生危机叠加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不仅如西班牙大流感那样造成大量死亡，还给经济社会运行按下了停止键，导致失业率大幅上升和产出大幅下降，一如1929年的大萧条；此外还导致了金融市场的剧烈动荡，美国股市出现了史无前例的数次熔断，美欧股市短期下跌幅度超过2008年雷曼破产时期，原油期货也戏剧性地跌到-40美元。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几次危机都无一例外地成为改变世界格局的历史转折点。1918年大流感向同盟国的蔓延，极大改变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走向，也加速了战争的结束。1929年大萧条在经济上拉开了政府干预政策盛行的大幕，在政治上也更为极端主义，乃至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埋下了种子。而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少数国家逆全球化、民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思潮空前汹涌。

既然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堪比上述几次危机，那么也将给全球格局带来深远的调整变化。至少在经济领域，理论与政策或发生较大改变。笔者猜测，最突出的表现之一可能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边界变得更加模糊。

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货币政策和中央银行相对独立于政府，特别是相对独立于财政，在很多国家被奉为稳定经济和物价的圭臬，这与现代中央银行的相关理论与实践演变密切相关。现代中央银行，在理论上肇始于上世纪60年代之后兴起的货币主义、理性预期理论等新古典经济学，在实践上很大程度上是由保罗·沃尔克1979年担任美联储主席后塑造的。理论和实践的交相印证，奠定了中央银行从更长期视角维护经济物价稳定的专业、权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