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多年持续的通货紧缩是各界一直关注的问题。刚刚卸任日本银行行长的黑田东彦曾特别强调，美国大萧条期间出现过典型的通缩，1931—1932年物价每年大幅下跌近10%，但来得快去得也快，美国仅4年就已走出通缩。而日本在1998—2012年的15年时间里物价下降4.1%，即平均每年下降0.3%，相较而言具有平稳且持续的特点。2008—2013年任日本银行行长的白川方明则强调日本通货紧缩的另一个特点，即并未带来“螺旋式通缩”——通缩引致经济活动衰退，使得物价水平进一步降低的恶性循环。一方面，日本一直维持高就业率，或者说经济接近充分就业状态；另一方面，自2000年起日本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虽在主要经济体中排名靠后，但是单位劳动人口GDP的增长率排名最高，甚至超过美国。

日本的通货紧缩持续时间长达15年，对其背后原因的分析从开始时强调短期需求侧因素逐步转到后期强调中长期供给侧因素和结构性、制度性因素，不同派别之间存在分歧。黑田东彦认为，日本通货紧缩主要是因为潜在增长率停滞，泡沫破裂以及随后的金融危机，自然利率迅速下降等因素所致。货币政策的零利率下限和经济主体的通缩预期强化了通货紧缩，而通货紧缩反过来进一步减弱家庭消费和企业投资的积极性，降低货币政策有效性，形成恶性循环。白川方明则强调以下两点：一是不同时期日本通缩的原因不同。20世纪90年代中期，通胀下降主要是因为泡沫破裂后的需求下降、日元贬值及一些供给因素。但90年代后期，通缩则体现了工资弹性的因素。由于面临需求的进一步疲软，日本社会更看重维持就业状态而非维持工资水平，工人愿意接受工资削减。这就是日本失业率相对更低的原因，但低失业率的结果就是招致通缩。二是通缩是果不是因。在“长期”发展历程中，决定增长趋势的不是物价或货币这些名义变量，而是像生产效率、创新以及劳动年龄人口变化等实际变量。日本的通缩同样是以上实际变量运行的结果，即日本快速老龄化和少子化人口结构共同决定的结果，更像是运动员相较常人慢的心率，而不是“病症”，更非“病因”。

对于通缩危害的认识，可以说是白川方明与黑田东彦前后两任日本银行行长之间最根本的区别。黑田东彦认为，通缩滋生市场过度慎重的心理，进而消除日本经济活力，形成“螺旋”。白川方明则认为，日本通缩是企业为应对经济增长减弱和避免裁员而下调工资所导致，是日本在低增长时保持高就业率的理性选择；造成日本经济走弱的最根本原因是劳动力减少和生产效率下降，就算成功摆脱通缩，日本经济基本面也完全没有改观。

认识不同，采取的行动就不同。基于对通缩的以上认识及对宽松货币政策引发金融风险副作用的担忧，白川方明虽带领日本银行从2010年开始实施“综合宽松政策”，但未有效突破零利率下限，政策效果远未达到让日本政府满意的程度。而黑田东彦则在就职听证会上表示，“如果被确认为行长，我将清楚地告诉市场，我准备不惜一切代价来战胜通缩”。他带领日本银行在2013年4月推出量化与质化宽松（QQE），坚定而明确地致力于尽早实现2％的通胀目标以及大规模购买短期和长期政府债券以降低长期利率。通胀目标制改善通胀预期，长期利率曲线控制降低零利率下限的负面影响，加之此后推出的负利率和收益率曲线控制等宽松货币政策，与积极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改革政策共同实现日本“安倍经济学”的落地，可以视为日本抗击通货紧缩的“白加黑”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