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经济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和更高水平开放，在此背景下，我国国际收支韧性和成熟度日益提升，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中总体保持基本平衡格局。展望未来，我国经济基本面长期向好趋势进一步巩固，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外汇市场深度和广度逐步拓展，国际收支平稳运行的内部基础更加坚实。预计我国国际收支将延续经常账户合理均衡、跨境双向投资活跃有序的平衡格局。

十八大以来我国国际收支运行更加稳健

2012年以来，外部环境更趋错综复杂，美国等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在极度宽松和紧缩之间切换，外溢影响多次造成国际金融市场动荡调整，新冠肺炎疫情和国际局势演变严重影响全球经济复苏。但我国国际收支经受住了多轮外部冲击考验，经常账户保持基本平衡，对外贸易以及资本项下跨境交易更加活跃。

我国经常账户始终运行在合理均衡区间。自2001年底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来，我国经常账户顺差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从2001年的1.3%升至2007年9.9%的最高值，随后逐步回落，2012年为2.5%，2016年以来维持在2%以内。即便近两年在疫情全球蔓延的严峻环境下，我国经常账户仍延续合理顺差。2020年、2021年经常账户顺差规模分别为2488亿和3173亿美元，与GDP比值分别为1.7%和1.8%。2022年上半年，经常账户顺差为1664亿美元，与GDP比值为1.9%。近年来我国经常账户保持合理均衡顺差，体现了货物贸易顺差稳健、服务贸易质量提升两方面的综合影响：

一是货物贸易保持较高规模顺差，贸易提质增效成效显现。2012年以来，我国货物贸易持续呈现顺差格局，2012至2021年国际收支口径的年均顺差增速在11%左右。2022年上半年，国际收支口径的货物贸易顺差同比增长36%，体现了疫情背景下我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成效。贸易结构持续优化，据海关统计，2021年一般贸易进出口占总进出口的比重为62%，较2012年提升27个百分点；机电产品和高技术产品出口占总出口比重为49%，较2012年提升4个百分点；贸易伙伴更趋多元化，与东南亚国家贸易额占比为15%，较2012年提升4个百分点。

二是服务贸易逆差先升后稳，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国内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提升带动消费升级，境外旅游、留学需求旺盛，旅行支出增多使得服务贸易逆差由2012年的797亿美元增加至2018年近3000亿美元，随后保持稳定。2020年以来，全球疫情蔓延抑制居民跨境出行，旅行支出回落使得服务贸易逆差快速下降，2021年逆差规模为999亿美元，2022年上半年为364亿美元，显著低于2019年水平。同时，服务贸易结构升级优化，部分领域竞争力不断提升。如，随着国内制造业转型升级，加工服务顺差由2012年256多亿美元下降至2021年的130亿美元左右；高技术含量的信息服务和其他商业服务顺差快速增加，成为主要的顺差来源项目；疫情以来，国内航运业抓住发展机遇，运输收入增加使得运输服务逆差大幅收窄；知识产权使用费收入和支出均快速增加，显示我国在知识产权研发和保护方面取得重要进展。

我国跨境双向投资活跃度提升，投融资结构不断优化。首先，直接投资总体保持顺差格局，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均稳步增加。利用外资方面，2012年至2021年，外商直接投资年均净流入2393亿美元，尤其是2021年疫情背景下，我国经济率先复苏，净流入达到3340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利用外资规模跃升至全球首位；2022年上半年净流入1478亿美元。2022年6月末，外商直接投资存量达3.6万亿美元，较2012年末增长超70%。吸引外资行业分布由制造业为主发展至制造业、高技术服务业并驾齐驱。对外投资方面，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稳步增加，2012年至2021年年均资金净流出1352亿美元，2022年上半年净流出738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由2012年末的5000多亿美元增长至2.6万亿美元。近年来境内主体投资行为更加理性，对外直接投资保持平稳有序增长态势。

其次，跨境证券投资活跃度持续提升。2021年末，我国吸收证券投资占全部外来投资的29%，对外证券投资占全部对外投资的11%，较2012年末分别上升14个和6个百分点。尤其是2014年金融市场双向开放提速以来，证券项下跨境双向投资明显增加，2015年至2021年来华证券投资年均净流入1304亿美元，对外证券投资年均净流出987亿美元，较2012年之前的水平增长数倍乃至数十倍。

第三，其他投资在国际收支平衡中的调节作用更加明显。近年来，在国际收支自主平衡、外汇储备规模保持稳定的格局下，我国跨境存贷款、同业拆借等其他投资相关的资金往来更加有序，部分交易产生了平衡国际收支的效果。比如，2020年至2021年我国经济率先企稳复苏，经常账户、直接投资、证券投资项下跨境资金净流入丰富了境内外汇流动性，境内主体加大对外资金运用，其他投资项下对外资产增加较快，促使整体国际收支保持基本平衡。2022年以来，在美联储货币政策紧缩背景下，我国对外其他投资由净流出转为净回流，有效对冲证券投资等渠道跨境资金流动，发挥了平衡国际收支的积极作用。

我国保持较高规模对外净资产，抵御外部冲击防护垫增厚。对外金融资产和负债稳步增加，结构优化。截至2022年6月末，对外金融资产9.2万亿美元，对外负债7.1万亿美元，较2012年末均增长1倍；对外净资产2.1万亿美元，增长24%。从构成看，国际储备资产余额为3.2万亿美元，占比由2012年末的65%下降至35%；民间部门对外金融资产5.9万亿美元，占比大幅提升。近年来，我国经常账户保持基本平衡、略有盈余的状态，外资对国内投资稳步增加，相关资金转化为民间部门对外资产运用，藏汇于民效果显现，抵御外部冲击的资源更加充足。

我国外债结构优化，稳定性增强。截至2022年6月末，我国全口径外债余额为2.6万亿美元。近年来，我国外债余额与GDP比值保持在14%至16%之间。说明我国外债增幅总体与经济增长速度相匹配。从结构看，近年来外债增长主要是境外央行等中长期资金配置我国债券，2022年6月末在全口径外债中的占比为30%，较2014年末（我国自2014年末开始统计并发布全口径外债数据）提升22个百分点，相关资金稳定性较强。跨境存贷款、贸易信贷等传统融资型外债占比较2014年末显著下降。从衡量偿付能力的具体指标看，2021年我国外债的负债率（16%）、债务率（77%）和偿债率（6%）始终保持在国际公认安全线以内，而且远低于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整体水平。从短期流动性看，当前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位居全球首位，短期外债占外汇储备比例（45%）远低于国际警戒线100%的要求。

国际收支平稳运行充分体现了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开放的支撑作用

一是我国综合实力稳步提升，经济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通过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我国经济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明显增强。2021年GDP达到114万亿元，是2012年的2.1倍；人均GDP达到1.25万美元，较2012年翻了一番；2021年末我国经济体量在全球占比为18%，较2012年占比提升7个百分点，国家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同时，我国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制造业稳步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是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认定的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2013年以来对外贸易总额持续位居全球首位，贸易伙伴多元化取得积极进展，进一步巩固了经常账户保持合理顺差规模的基础。

二是我国对外开放持续扩大，丰富了跨境双向投融资渠道和参与主体。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坚持高水平开放，国内营商环境不断优化，消费市场潜力巨大，高端制造业和新兴服务业对外资的吸引力增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伴随实体经济和企业实力的增强，我国企业在政策支持和引导下“走出去”需求增加，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另一方面，金融市场双向开放稳步推进，“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以及银行间债券市场直接投资等政策相继实施，合格投资者制度不断完善，境内股票和债券逐步纳入国际主流指数，拓宽了我国跨境资本流动渠道，较好地满足了境内外投资者资产配置需求。

三是外汇市场深度广度不断拓展，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不断完善。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外汇市场建设不断深化。2021年，我国外汇市场交易量达36.9万亿美元，较2012年增长3倍，已成为全球第八大外汇交易市场，可交易货币超40种，涵盖国际主流外汇交易产品。我国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持续推进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改革，外汇市场供求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进一步发挥，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弹性增强，调节国际收支的自动稳定器功能增强。此外，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程度不断提升，人民币在全球外汇储备和国际清算系统支付结算中的占比持续提高，也有助于降低我国跨境交易中的货币错配等风险。

四是外汇市场“宏观审慎+微观监管”两位一体管理框架日益完善。跨境资本流动监测、预警和响应机制不断健全，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箱更加充实，能够有效应对跨境资金异常波动风险。外汇市场微观监管执法标准坚持跨周期性、稳定性和可预期性，“零容忍”打击外汇违法违规活动，维护我国外汇市场和国际收支交易的良性健康秩序。外汇市场自律机制不断完善，持续推进市场主体汇率风险中性宣传和服务，企业适应市场环境调整的能力增强。2021年企业利用远期、期权等外汇衍生产品管理汇率风险的规模合计超1.4万亿美元，较2012年增长2倍；企业套保比率达22%，较2012年提升9个百分点，2022年上半年套保比例进一步提升至26%。

未来我国国际收支更有基础更有条件保持基本平衡的总体格局

从中长期看，我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国际收支保持基本平衡的内在基础更加坚实；同时，我国坚定不移扩大开放，依托国内大市场优势促进国际合作，将为跨境资金双向均衡流动创造优良环境；此外，人民币汇率市场化调节机制将不断完善，汇率避险工具进一步推广普及，有助于继续发挥汇率调节国际收支的自动稳定器作用。从国际收支主要交易项目看：

经常账户有望保持一定规模顺差，并且继续处于合理均衡区间。首先，货物贸易顺差将持续发挥稳定国际收支基本盘作用。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的基础更加坚实，制造业转型升级稳步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贸易合作不断深化，稳外贸政策措施继续发挥作用，进出口商品结构逐步优化，贸易伙伴多元化拓展取得积极成效，均有助于对外贸易保持良好发展态势。其次，服务贸易发展格局将会继续升级演变。全球疫情的发展演变仍是影响我国跨境旅行收支的主要因素。同时，随着我国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以及服务业的数字化转型，其他商业服务、计算机信息服务等新兴生产性服务业正在为服务贸易注入新的增长动能，我国服务贸易竞争力有望逐步提升，服务贸易结构将进一步优化。

跨境双向投资活跃度继续提升，将呈现更加均衡的发展态势。一方面，外资仍会稳步投资国内市场和增持人民币资产。我国经济保持恢复态势，国内营商环境持续改善，消费市场潜力巨大，将继续吸引外资来华投资兴业。人民币资产具有稳定的投资回报和分散化投资价值，2017年以来我国债券已经成为继美国、英国、日本之后的全球第四大外资流入地，国际投资者配置人民币资产意愿总体较强；同时，我国股票和债券市场规模位居全球第二位，相关外资占比仅为3%至5%，外资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另一方面，境内主体对外投资仍会有序增长。随着企业实力增强，对外直接投资将稳步增加，境内主体多元化配置境外资产的需求将会有序释放。此外，我国外汇市场成熟度提升，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弹性增强，市场主体汇率预期和交易保持理性，国际收支的自主平衡性将更加凸显。综合各方面因素的影响，预计未来跨境双向投资均会稳定发展，整体跨境资本流动将总体运行在合理均衡区间。

下一步，外汇局将继续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完善与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相适应的外汇管理体制机制，持续深化外汇领域改革开放，着力提升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水平，切实维护我国国际收支基本平衡，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开放营造良好的外汇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