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得益于全球技术进步和需求结构的变化，全球服务贸易快速增长。从发达经济体的经验来看，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是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培育增长新动能、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率的关键因素。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的致辞中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面对当前国际经济贸易新格局，我国服务贸易发展面临新机遇与新挑战。如何兼顾便利化与防风险，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是当前需要深入思考的课题。

当前全球服务贸易的主要特征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定义，服务贸易是指发生在一国居民与非居民之间的服务输入与输出，包括通过设立外国附属机构、分支机构等提供的服务。世界贸易组织（WTO）《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依据服务提供方式，将服务贸易分为四种模式，分别为：跨境交付（模式1，如医生通过网络为他国居民看病）、境外消费（模式2，如居民境外就医）、商业存在（模式3，如在他国设立医院或诊所）以及自然人移动（模式4，如医生前往他国为病人服务）。

近年来，全球服务贸易快速发展，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动能。从其演变趋势看，主要呈现以下几方面特征。

一是服务贸易占比不断提升，已接近全球贸易总额的三成。除受次贷危机、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有所下降外，近年来全球服务业始终保持增长态势。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全球服务业增加值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一直保持高位，从2001年的61%增长到2019年的65%。同期，全球工业增加值占全球GDP比重则从28%下降到25%。全球服务业的快速增长带动了服务贸易的蓬勃发展。2000年以来，服务贸易（如无特别说明，本文中服务贸易数据采用常见的国际收支统计口径）总额年均增速约为5.5%，高于货物贸易0.3个百分点。根据WTO的统计，2020年服务贸易总额在全球贸易总额中的占比约为28%，而按照 WTO《2019年世界贸易报告》（下称“WTO报告”）的预测，到2040年，该占比将升至三分之一，服务贸易将成为全球经济贸易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二是服务贸易支出以生产性服务支出为主，占比超过七成。随着国际专业分工更加细化，运输、电信、金融、商业等与制造业紧密相关的生产性服务贸易，作为货物贸易的中间投入越来越多地被用于贸易增值活动，促进产品制造向价值链两端拓展，推动服务业与其他产业的深度融合。从各国服务贸易支出看，21世纪以来，在高科技迅猛发展和全球化政策红利的带动下，生产性服务支出规模总体保持增长态势，全球生产性服务支出占比基本保持在70%以上（见图1），成为全球服务贸易和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

三是商业存在占全球服务贸易供应近六成。随着全球产业升级、国际产业结构由制造业向复合型产业转型，加快了服务业国际融合和转移的步伐；此外，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相继放松资本管制，国际资本自由流动推动跨国公司发展壮大，以跨国公司的商业存在为主的服务贸易得到快速发展，成为全球服务贸易的主要交易模式。WTO报告显示，商业存在在全球服务贸易中的占比近六成；其次是跨境交付，占比近三成；境外消费占比约一成，自然人移动占比不足5%。

四是数字服务贸易占全球服务贸易的半数以上。数字技术将贸易方式和对象数字化，并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和进入门槛，增加了服务的可移植性和可贸易性。数字服务贸易集中于全球价值链高端领域，主要包括数字技术服务、数字内容服务和其他通过互联网交付的外包服务等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其通过数字化的嵌入和重构，构建新的价值创造模式，推动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融合创新发展，成为驱动贸易增长的新引擎。WTO在2021年1月发布的《适应数字贸易时代：机遇与挑战》报告指出，技术变革将促进贸易增长，增加服务贸易在全球贸易中的比重。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公布的数据显示，2005—2019年，全球数字服务贸易出口规模从约1万亿美元增长至约3万亿美元，年均增长率约7%，在服务贸易出口中的占比从45%提升至52%（见图2）。

五是服务贸易争端解决机制有待完善。服务贸易壁垒具有无形性、隐蔽性、灵活性以及强保护性等特征，且各国对服务贸易的保护主要采用国内限制性法规，缺乏国际通行规则，因此服务贸易争端相比货物贸易更加复杂、更难解决。特别是各国在服务贸易领域，尤其是在数字税征收、数据跨境流动、隐私保护、市场准入和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的利益诉求广泛存在差异，导致服务贸易争端解决机制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近年来，部分国家通过区域性协议尝试进一步完善服务贸易规则，例如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在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基础上进行改进，不再设置上诉程序，力图提高争端解决的效率。

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的现状

自2001年加入WTO以来，我国服务贸易进入了快速发展期，在助力产业发展、便利百姓生活和促进群众就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总体来看，我国服务贸易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但同时也存在提升空间。

一是跨境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但服务贸易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足。根据外汇局的统计数据，2020年，我国服务贸易规模较入世时扩大约7倍；约37万家企业发生跨境服务贸易业务，较2010年增长近90%；2020年，我国单笔金额大于5万美元的跨境服务贸易交易笔数约70万笔，较2010年增长约50%。但从服务贸易出口占GDP比重来看，我国服务贸易出口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相对偏低。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01—2020年，我国服务贸易出口占GDP比重平均约为3%，低于全球平均水平3.2个百分点，分别低于同期英国、德国和美国平均水平8.6、3.9和0.6个百分点（见图3）。

二是第二大服务贸易国地位稳固，但服务贸易所占全球份额低于货物贸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显示，我国服务贸易总额在2014年超越德国，成为全球独立经济体中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服务贸易国。2020年，我国服务贸易总额较第三名德国高出约400亿美元。但相比货物贸易，我国服务贸易占全球服务贸易的份额偏低。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服务贸易总额占全球服务贸易的比重仅为7%，而同期我国货物贸易总额占全球货物贸易的比重则达到13%。

三是新冠肺炎疫情以来服务贸易逆差有所收窄，但逆差规模保持高位。加入WTO以来，我国旅行支出规模的持续攀升导致服务贸易差额从2005年开始由顺转逆，逆差规模逐年扩大并在2018年达到顶峰。2019年服务贸易逆差规模有所回落，但仍超过2600亿美元。2020年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旅行逆差同比接近减半，服务贸易逆差收窄至1453亿美元。

四是新兴生产性服务贸易发展较快，但服务贸易产业结构仍有待优化。2020年，我国新兴生产性服务贸易总额（主要包括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和金融、保险服务等）占服务贸易总额的比重为43%，较2010年上升9个百分点，而美国、日本和英国该比重均在70%左右。这表明，我国服务贸易产业结构仍待进一步优化。

五是不同地区服务贸易发展各具特色，但区域发展不够均衡。东部沿海地区在其他商业服务（主要包括广告、咨询以及研发成果转让费等），运输，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方面有较大优势，中西部地区优势项目则主要集中在境外建设、计算机服务以及加工服务等领域。由于各地服务业发展情况不同，服务贸易发展水平的差异也较大。从2020年的数据看，我国服务贸易主要集中在服务业发达的北京、上海和广东，三地服务贸易收支合计占比近70%；而排位在最后10名的地区均位于中西部，其服务贸易收支合计占比不足2%。

六是我国服务业开放不断扩大，但中资企业竞争力有待提升。近年来，随着我国服务业不断扩大开放，服务业吸引外资的金额和占比逐年上升。商务部的统计数据显示，“十三五”时期（2016—2020年），服务业吸引外资约5400亿美元，其占全国吸引外资比重由70%增长至78%。与外资企业相比，中资企业在服务贸易领域的竞争力有待提升。从出口情况看，中资企业家数占服务贸易出口企业总数的七成，但出口份额不足一半；此外，中资企业交易主要集中在运输、建设等传统服务项目上，而外资企业则在其他商业服务和知识产权使用费等服务项目上有明显优势。因此，中资企业在出口份额和新兴产业方面潜力巨大。

服务贸易管理面临新挑战

随着全球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步伐的不断加快，服务贸易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对我国服务贸易管理提出了新的挑战。

一是网络化服务对属地管理提出挑战。信息技术的发展推动更多服务贸易实现了数字交付和数字订购，空间和距离对服务贸易的限制越来越小。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包括线上教育、线上医疗以及线上娱乐在内的服务贸易加速了线上化的进程，数字化平台逐步发展成为跨境服务贸易的重要中介，企业不再局限于注册地开展业务，异地服务贸易资金收付需求大幅增加。这对主要以企业属地为管理原则的服务贸易管理提出了挑战，对异地监管协作提出了更高要求。

二是融合化发展对分项管理提出挑战。制造业与服务业的深度融合以及服务业的数字化，使得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内部分类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例如，代表高端制造业的芯片制造，其背后就有大量知识产权服务作为支撑。此外，服务贸易与部分资本项目也有交叉重叠，例如兼具意外保障和投资分红功能的保险产品等。这些对当前基于业务类型的管理框架提出了新挑战。

三是个性化业务对专业管理提出挑战。服务贸易领域涌现的新业态、新模式不同于传统贸易方式，缺乏公允市场价格、缺少可比案例，对业务办理和估值监管的专业性要求更高。针对新型化、差异化的服务贸易业务，需要与时俱进地进行改革创新，鼓励银行办理个性化服务贸易业务，不断适应市场主体真实合理、便捷高效的业务诉求。

四是电子化交易对合规管理提出挑战。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服务贸易交易倾向于采用电子单证（如电子发票、电子交易合同等），可能带来“易于构造、重复使用、难以溯源”等问题，使真实性、合规性审核面临较大困难，对违规业务相关证据固化和行政处罚也构成挑战。

助力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

服务贸易外汇管理始终以促进服务贸易发展为宗旨，以便利交易主体外汇收支和防范跨境资金流动风险为主线，不断优化政策流程、推进制度创新。2013年以来，服务贸易外汇管理“放管服”改革不断深化，全面取消了事前审批，服务贸易收付汇业务基本可直接在银行办理，服务贸易外汇收支便利化水平不断得到提升。

加大“放”的力度，释放市场主体活力

一是2019年10月，外汇局开展服务贸易外汇收支便利化试点工作，进一步优化单证审核手续，有序扩大试点地区和业务范围。截至2021年8月底，服务贸易外汇收支便利化试点范围已覆盖全国三分之二的地区。

二是2020年初疫情发生后，外汇局第一时间开通外汇政策“绿色通道”，简化与疫情相关的外汇捐赠资金入账结汇手续，其中免于开立捐赠账户的收入961笔，金额约2亿美元。

三是2020年8月，外汇局印发《经常项目外汇业务指引（2020年版）》，全面整合服务贸易外汇管理法规，进一步优化服务贸易业务流程，实现了服务贸易外汇管理政策“一本尽列、一文通办、一目了然”，银行可按照“交易实质重于单证形式”的原则自主审单，构建起“银行越合规、审核越自主”的政策环境。

四是支持承包工程企业“走出去”。目前，境外45个工程项目的58亿美元资金已实现集中管理，有效降低了资金使用成本，提升了资金使用效率。

转变“管”的理念，引导市场主体自律

一是建立服务贸易重点企业联系机制，强化“宏观+微观”的结构联动分析，持续深入开展调研，不断提升管理制度的便利性和科学性。

二是开展非现场监测核查提质增效工作，高效利用监测指标挖掘异常线索，提升现场核查的精准性，减少对银行、企业正常经营的扰动，推进“不能违”的约束机制。

三是加强异常交易核查和高风险业务处置，对违规业务加大惩处力度，提高违规成本，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的警示作用，建设“不敢违”的惩戒机制。

四是引导银行业务办理模式从单纯依赖单证材料向评估主体信用风险转变，从表面形式合规向实质真实合规转变，逐步形成“主体越诚信、手续越便利”的信用约束和正向激励体系，构筑“不想违”的自律机制。

提升“服”的实效，便利市场主体用汇

一是不断完善服务贸易对外支付税务备案网上核验功能。2020年年初，上线了服务贸易电子税务备案信息属地核验功能；2020年11月，推出全国集中式税务备案信息核验功能，实现了税务备案信息跨地区、跨银行核验；2021年7月初，联合税务总局发布税务备案核验补充公告，同一合同项下多次付汇仅需一次备案，并新增免于备案业务类型。部分企业通过网银实现了服务贸易对外支付“足不出户、网上办理”，不仅节约了脚底成本，还有效减少了付汇时间。截至2021年8月底，通过外汇局跨境金融区块链服务平台办理的服务贸易对外支付税务备案网上核验20多万笔，惠及企业5万余家。

二是2021年7月，经营性租赁收取外币租金试点政策从区域性、行业性便利向诚实可信的实需企业精准便利转变，合格企业使用自有外汇收入支付境内经营性外币租金更加高效便捷。

三是2021年以来，将税务备案事后核验和特殊代垫分摊业务纳入服务贸易便利化试点，试点企业可直接享受便利化政策。

持续推动服务贸易外汇管理改革

下一阶段，服务贸易外汇管理将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积极落实国务院关于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的工作要求，深入实施服务贸易领域的改革和开放，增强服务贸易竞争力，推动我国服务贸易实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的高质量发展。

一是继续结合“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围绕市场主体“急难愁盼”问题，做好摸底工作，对真实合理的业务诉求予以及时回应，支持服务贸易新业态新模式，包容和鼓励创新业务，便利相关真实合规外汇业务的办理。

二是推进服务贸易外汇收支便利化试点，在风险可控的基础上，支持更多地区实施服务贸易外汇收支便利化政策，把“材料多、环节多”的业务和“笔数多、信用好”的企业纳入试点范围，扩大政策红利的覆盖面，提高政策实施的针对性。

三是在货物贸易、个人外汇业务分类管理基础上，探索服务贸易领域分类管理模式，以实现“标识共建、信息共享、主体共管”为目标，提升服务贸易外汇管理的精准性。

四是持续推进非现场核查提质增效，用好用足每一条异常线索、每一个典型案例；同时，加大共享数据的使用，强化异常交易的联合处置。

五是收集银行在办理服务贸易外汇业务中的疑问，多形式、分层次、有针对性地开展业务指导和培训，督促银行不断提高真实性审核水平，提升办理“不常见、不好办”等疑难交易业务的专业化能力。

六是密切跟踪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变动对服务贸易收支规模与结构的影响，加强重点热点专题的跟踪研究，围绕发展数字化服务和知识产权服务、实施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建设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以及支持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等方面，开展便利化改革工作，推动服务贸易的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

作者系国家外汇管理局经常项目管理司司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