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9月，中国向世界承诺，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排放主体，2018年排放量占全球的28.6%，明显超过中国人口占全球18%左右的比重。中国此次承诺，对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具有重要意义。

这一承诺是雄心勃勃的，且具有挑战性。欧盟上世纪90年代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时碳排放为45亿吨，美国2007年达到峰值时为59亿吨左右；相比而言，多数预测认为，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峰值将达到105亿至110亿吨左右，是欧盟的2.5倍左右，美国的1.8倍左右。2020年我国碳排放量将达到100亿吨左右，未来十年碳排放增长空间仅为5亿吨至10亿吨。

在时间上，相比欧盟本世纪中叶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其碳达峰至碳中和历经60年，而我国承诺从碳达峰到碳中和仅有30年，可谓时间紧、任务重。当然，碳减排技术以及碳汇（CS）、碳捕捉与碳封存（CCS）也将会有更快发展，从而有利于中国在更短时间内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据统计，2010年至2019年，全球范围内光伏发电、光热发电、陆上风电和海上风电项目的加权平均成本，已经分别下降了82%、47%、39%和29%。

目前，关于碳达峰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地方。首先，碳达峰并非时点概念，而是在一定时期碳排放稳定在最高水平后逐步下降，时点要求并不那么苛刻；其次，碳达峰指的是总碳排放量还是净排放量达峰，目前并没有明确的统一说法。欧盟等宣布实现碳达峰也没有明确进行解释，这可能为将来留有一定的解释空间。整体看，对于森林覆盖率高的地方或者碳捕捉碳封存技术进步快的国家或地区，采用净排放达峰更为有利。但由于森林的碳汇效应十分有限，而碳捕捉碳封存目前成本较高，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用总碳排放量还是用净排放量计算达峰，差别并不明显。

此外，碳达峰是仅指二氧化碳还是指碳当量达峰，也没有准确说法。温室气体都会影响气候变化。而温室气体中，除二氧化碳外，还包括臭氧、甲烷、一氧化氮、氟氯碳化物、全氟碳化物、氢氟碳化物等多种气体。有的算法是将其他温室气体按照一定的权重折算成一定的二氧化碳，也就是碳当量。

碳达峰只涉及达峰前后碳排放量的比较，对碳达峰时碳排放绝对量没有直接要求，即达峰时的碳排放量可多可少。理论上，为实现碳达峰，可以在承诺达峰的时点上进行更多排放，而在此后年份稍加控制，就能够“轻松”实现碳达峰目标。但如果同时承诺了实现碳中和的时间，那么每年都需要逐步减少碳排放，从而平滑实现碳中和的过程。

承诺碳达峰对经济增速和增长方式会构成新的约束，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一方面，经济每年在增长，如果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碳排放量保持不变，碳达峰后将要求经济停止增长；但如果单位GDP碳排放量下降得更快，将能够包容更快的经济增长。因此，碳达峰对经济增长速度和增长方式都有要求，两者是密切相关的。如果单位GDP碳排放量的下降速度等于或者大于经济增速，就实现了碳达峰。

显然，单位GDP碳排放量变化和经济增速并不是彼此割裂的，两者之间存在密切联系。通常来说，限制高排放行业的增速，会在降低单位GDP碳排放的同时，降低经济增速。较好的选择是，优先减少高排放经济活动，使得由此带来的经济增速下降小于单位GDP碳排放量的下降速度。

与此同时，承诺碳达峰后，会提高碳排放的成本或者市场价格，高排放领域的投资会下降，但也会鼓励减排领域增加投资，从而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空间。比如，碳达峰要求煤炭使用大幅下降，这会刺激其他能源领域的投资和生产。但总体而言，由于经济增长额外附加了碳达峰的约束，经济增速和经济总量会受到一定影响。不过，经济增长质量则会因此提升，GDP之外的环境改善等因素带来的福利也会增加。

碳中和是比碳达峰难度更高的要求。碳达峰后，一方面减排的压力并不会降低，另一方面还需要大力发展碳吸收、碳捕捉或碳封存。目前看，后者的难度较大，成本较高，如果没有革命性的技术革新，就必须实施更大力度的减排，从而会给经济带来更大影响。

作者系经济学博士、金融学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