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美国制造业回流问题再度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以下笔者主要从贸易、产出、制造业结构变化和就业视角，对美国制造业回流的政策思路和宏观影响进行简单梳理（由于疫情所带来的极大不确定性，本文的讨论数据截至2019年）。

首先看美国制造业回流的政策演进。美国政府近年的制造业回流计划在奥巴马任内就已经开启。其最早提出于2009年，以“再工业化”为主线，即在高新技术产业方面加大政府投资力度，促进资本密集型和高科技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同时在经贸规则的塑造上，更强调知识产权、营商环境等内容。而特朗普的制造业回流计划基本否定了前任的“再工业化”路线，在“美国优先”的施政框架下，其制造业回流的核心是促进制造业岗位的回流和创造：对内政策方面不再强调政府投入引导，而是以税改作为抓手，吸引企业资金海外回流、建厂和研发创新；对外征收关税、挑起贸易摩擦，进一步促使制造业回流。

其次，看制造业回流的总体情况。可供参考的是科尔尼报告的美国制造业回流指数，该指数在2019年出现显著上升。但该指数基于美国对14个中低成本亚洲经济体的进口，主要反映的是进口从这些国家的转出，并不直接对应制造业回流本土。笔者参考这一指标，构建了一个包含所有贸易伙伴国的制造业回流指数（见图1）。从趋势上看，2000—2007年，制造业回流指数均值为-57，2010—2019年均值为-16，反映总体的制造业回流确实在发生。但与科尔尼指数不同，制造业回流指数在2014年以来正负交替出现，并未出现显著的结构性突变。此外，该指数2019年虽然也为正值（回流），但其数值显著小于科尔尼指数，反映包含所有贸易伙伴国的制造业回流强度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