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伊始，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了中国正常的经济社会运行秩序。在居家隔离、交通管控、停工停产的背景下，人流、物流、资金流、技术流和信息流的顺畅循环均受到剧烈干扰。2020年第一季度，中国GDP增长率由正转负，下滑到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点-6.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下降到-15.8%，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下降到-16.1%，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工业增加值降低到-1.1%。目前，疫情的消解尚待时日，疫情防控从非常态转向了常态化，这意味着经济社会运行格局将发生重要调整。从防控疫情到推进复工复产再到补齐公共卫生系统的短板，在“六稳”的基础上，中央提出了“六保”，将就业、民生和市场主体摆在了突出位置。由此，充分发挥国家财政在维护社会稳定和公共安全、保就业和保民生等方面的压舱石作用，成为不二选择；另一方面，加大政府财政投资力度，提振社会投资回升，也是必然选择。2020年一季度，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接近4.6万亿元，同比下降14.3%。鉴此，出台大规模经济振兴计划已是箭在弦上。与此同时，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为应对疫情危机也采取了许多非常规的货币和财政救助政策，并呈现出财政和货币政策边界模糊化的趋势。在上述背景下，有观点主张发行特别国债5万亿元（也有主张10万亿元的），并由央行直接购买国债（或地方政府债券）以弥补财政赤字。这一被简称为“财政赤字货币化”的主张，引发了学术界和实务界的热议。

财政赤字货币化并非属于完全不可列入政策选项范围的方案

通过发行国债来弥补财政赤字（简称赤字国债）是各国政府在平衡财政收支中时常选择的一种方法，在理论上并无障碍。1981年以后，中国也多次选择这一机制平衡财政收支、支持经济金融发展。因此，就发行赤字国债而言，并无异议。各方的争议主要集中在赤字国债的发行对象、发债效应和资金使用等方面。

从理论上说，赤字国债既可以向城乡居民、实体企业发售，也可以向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央行乃至境外投资者发售，但发售对象不同，引致的经济金融效应会有较大差别，甚至是实质性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