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形成全面开放的新格局，是对中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新要求。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的一个重大经验，就是必须按照国内发展的要求，根据国际环境的变化和我们比较优势的转换，与时俱进地调整对外开放战略。历史告诉我们，经济全球化和一个国家对外开放是把双刃剑，有的国家在开放中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比如中国；而有的国家在开放中并未如中国这样成功，甚至未得其利先受其害。出现这种差异的关键在于，面对变幻的国际环境，制定和实施的开放战略是否正确，即是否能够把握住外部的机遇，是否能够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以及是否能够防范开放带来的风险。开放战略正确与否，直接影响甚至决定开放的成败。所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央提出推动形成全面开放的新格局，正是出于开放战略必须要与时俱进的考量。

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是时代需要

首先，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是适应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需要。“十九大”提出，中国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也日益增长。要适应社会主要矛盾的这一变化，就必须要着力解决好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这就要求进一步扩大开放，构建全面开放的新格局，用好“两种资源、两种市场”，使我们的供给侧能更好地适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其次，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是适应中国新的发展目标的需要。“十九大”提出，要在决胜全面小康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本世纪中叶要建设成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现代化强国。这个发展目标非常全面。尤其是要建设“强国”的目标，要求我们必须进一步扩大开放，充分利用外部资源来加速我们的发展，把我们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因此，要实现“十九大”提出的这个宏伟目标，也需要我们进一步扩大开放。

再次，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是适应国际环境变化的需要。全球经济正在发生深刻的调整。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我们在开放中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和以往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2008年以前，全球经济经历了长达十几年的繁荣，给我们提供了很重要的市场机遇；2008年以后，全球经济则发生了深刻调整，一方面出现了很多新的挑战（如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特别是针对中国的各种各样贸易投资保护措施的增加），另一方面也出现了很多新的机遇（如以新兴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信息革命带来了重大的产业革命机遇期）。对处于后发追赶期的中国来说，把握好这个机遇就可能实现后来居上。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机遇，比如跨境投资的变化、人才的流向、全球的基础设施建设热潮等等，这都要求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才能把握好这些机遇。

最后，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是适应中国比较优势转换的需要。改革开放后，中国迅速成为全球制成品的出口大国、引资大国和对外投资大国。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低成本的劳动力。但近些年来，中国的人口红利在快速消失，劳动力人口开始减少，劳动力成本也在快速上升。总体而言，中国正处于比较优势转换的关键期：一方面，过去支撑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低成本劳动力的优势正在逝去；另一方面，又有很多新的优势正在涌现出来，比如国内大市场优势、完备的产业配套优势、人口质量方面的优势等等。就人口质量而言，中国每年有800多万的大学毕业生，其中300万是理工科的学生。这对建设一个创新型的国家，通过科技进步推动国家进步而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优势。而要把这些新优势转换成全球竞争的新优势，也需要我们进一步扩大开放。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党的十九大提出，要推动形成一个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新格局。

全面开放新格局的内涵

全面开放新格局中的“全面”体现在哪里？

首先，体现在是开放的对象要更加全面。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的开放，无论是引进投资，还是扩大出口，中国首先是对发达国家、西方市场开放。但是，现在全球的发展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在全球贸易投资中的占比大幅度上升。要适应这种新的变化，中国需要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开放力度，这也是“一带一路”提出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

其次，体现在开放的空间布局要更加合理、更加均衡。中国的开放，是一个从沿海、沿边、沿江、省会城市向内陆推进的渐进式开放的过程。从目前来看，各地区之间开放的政策落差虽然越来越小，但由于各地的起步时间、比较优势、开放理念、管理能力及投资环境存在差异，在开放程度上仍有不小的距离。全面开放的新格局就是要求在沿海继续提高开放水平的同时，更加注重加大内陆地区的开放力度，形成地区之间相互协同、相互配合的开放新格局。

最后，体现在开放的内容要更加丰富。中国走的是一条渐进式的开放路径。从引进来的角度看，制造业的开放力度比较大，服务业的开放相对滞后，所以这轮开放要把服务业作为引进来的一个重要领域，加大开放力度，提升服务业在经济中的比重。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会越来越多地集中在服务领域，对更加优质的教育、医疗等各方面服务的需求将不断上升。而目前，相对于老百姓的需求，服务业的质量仍存在比较大的差距，需要通过扩大开放来加以改善。从全球视角来看，中国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也还不够强，服务贸易的逆差在逐年快速扩大。要改变这一局面，就要不断深化服务领域的改革，包括进一步扩大服务业的开放。

除了“引进来”需要扩大开放，“走出去”也要扩大开放。中国正迅速成为一个对外投资的大国，但大而不强。中国企业要在全球市场有效整合资源，提升国际竞争力，也需要扩大开放。因此，中国全面开放的新格局需要贸易与投资并重，“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制造业与服务业开放并重。

特别要强调的是，中国还要在全球经济治理和经贸规则制定方面有所作为。目前，全球治理正处于加速调整时期，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的经贸大国，理应为全球经济治理的变革和完善贡献自己的力量，为引导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且更具可持续的方向演进贡献自己的智慧。这也是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的题中之意。

“一带一路”是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的重中之重

“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为什么将“一带一路”作为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的重中之重，笔者有以下理解：

首先，“一带一路”倡议顺应了全球经济贸易格局的变化。在二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一直是发达国家主导全球的贸易投资活动；但近十几年来，全球经济贸易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发展中国家在全球贸易和投资中成为不可忽视的力量。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开放当然要更加重视对发展中国家的开放。目前，“一带一路”倡议已覆盖了60多个国家，得到了国际社会的热烈反响，包括很多非洲国家，也说要加入“一带一路”。因此，未来“一带一路”的范围可能会进一步扩大。这也表明，“一带一路”倡议确实顺应了全球发展格局的变化。

其次，“一带一路”倡议无论对沿线国家还是中国自身，都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对中国而言，与“一带一路”国家不断深化的合作，对保障中国能源资源安全，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提升企业在全球市场的布局能力，改善和提升出口结构等，都有着重要的意义；此外，“一带一路”也给人民币的国际化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和非常重要的契机。

对“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地区而言，通过与中国及其相互之间的平等互利合作，有利于更好地发挥沿线国家各自的比较优势，使其潜在的优势转化为发展的现实动力，加速其经济发展和结构升级。正因为如此，众多的沿线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表现出很高的热情，区域外国家也对“一带一路”表现出日益浓厚的兴趣。

对全球而言，“一带一路”倡议所蕴含的丝路精神，即开放、包容、平等合作、互利共赢，共商、共建、共享，则得到了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同。这对中国引领全球的经济治理的演变、改善，具有积极意义。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四年多来，取得了超出预期的进展。其倡导的“五通”，即设施连通、贸易畅通、货币融通、政策沟通、民心相通，已深入人心。笔者认为，通过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经济贸易、基础设施、金融、文化、旅游等方面的一系列合作，将打造出一个利益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并会最终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简而言之，“一带一路”是一个内容非常丰富、目标极其宏大的区域合作倡议，无论是对所在国家还是中国自身，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因而理所当然应成为中国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的重点。

“一带一路”建设要勇于创新，趋利避害

目前，“一带一路”倡议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和热烈响应，为我们进一步推进“一带一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尽管过去四年“一带一路”建设取得的超出预期的进展，但我们仍要清醒地认识到，“一带一路”目标宏大，是百年大计，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付出长时间努力才能真正实现；同时，也要求我们在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时要有战略定力和战略眼光。

从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实践看，虽然发展的潜力很大，合作的基础也很好，但也存在如何应对一些国家的高风险，以及如何更好地推进合作的问题。对此，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要树立风险意识，要有底线思维。“十九大”强调三大攻坚战，其中一条就是防范金融风险。笔者认为，防范金融风险，不仅要在国内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国际合作也同样要注意防范风险。

二是要勇于创新。从现实情况看，一些条件挺好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其发展潜力却一直未能发挥出来。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我们的企业要勇于创新。可喜的是，近些年一些“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根据合作对象国的特点和自身的优势，创新了一些成功的发展模式。比如在非洲有一个“苏丹模式”，即中石化帮苏丹建设炼油厂，从而实现了其石油开采和资源深加工的一体化，使苏丹从成品油进口国一下子变成了出口国。东道国非常高兴，企业也很高兴。这对保证全球能源安全，尤其中国能源安全均具有积极的意义。还有一个“安哥拉模式”。即安哥拉政府以资源换取中国贷款，中国企业帮助其建设经济发展所需的基础设施，开发其资源能源，双方互惠互利。

推进“一带一路”应该借鉴这些成功经验，创新合作模式，才能实现趋利避害。这方面，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建立数十个产业园区，帮助中国企业“抱团出海”，可称得上是开展产能合作的一种有益尝试。另外，要创新基础设施盈利模式。基础设施建设是“一带一路”合作的优先领域，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的测算，未来五年，“一带一路”沿线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将超过8万亿美元。这样大的资金需求，仅靠政策性融资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对此，该课题组认为，只有创新基础设施盈利模式，改善其盈利性，以吸引全球商业性资本进入，才能真正解决“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需求。

总而言之，在未来“一带一路”建设中，还需要政府、企业积极发挥勇于创新的精神，进一步探索新的模式，才能最大程度地降低风险，实现趋利避害。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党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