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我国对跨境资金进行调控，主要使用三种类型的调控工具。一是传统行政手段，在事前对微观主体逐笔交易的真实性和合规性进行审核或审批，以确保其合规可控。二是数量型管理手段，按照政策调控要求对市场主体特定领域资金收付规模进行总量调控或限制。三是监督手段，通过事后核查、检查，对市场主体可疑交易行为进行调查取证，对违规行为进行行政处罚。近年来，我国开始尝试运用价格型工具与数量型工具搭配的方式进行宏观审慎调控。如要求金融机构按其远期售汇（含期权和掉期）签约额的20%交存外汇风险准备金；对境外金融机构在境内金融机构的存放，执行正常存款准备金政策；实施本外币一体化的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等。

从国际经验来看，随着外汇管制的放松及本国货币的国际化，多数国家的跨境资金调控方式按照以下路径演进：首先，对数量型调控进行调整优化，逐步实现价量齐动，以增强调控的灵活性和弹性；其后，一旦具备实施价格型调控的各项条件，即放弃数量型调控，转向价格型调控。我国也同样有着调控工具由数量型转向价格型的迫切需要。

数量型工具调控的负面效应

一是与经济的相关性不高。以经常项目账户、资本和金融账户为主的数量型目标与经济增长和通胀的相关性日趋降低，难以继续通过对两账户的调控来达到稳定经济和物价的目标。通过分析2001年至2016年第一季度国际收支总差额占GDP的比重（下称总差额占比）与GDP增长和CPI的相关性，可以看出，总差额占比与GDP增长相关性较高，相关系数为0.7414；而总差额占比与CPI则相关系数仅为0.2839。由此可见，经常项目账户、资本和金融账户作为中介目标，与经济增长和通胀等最终目标的相关性出现了偏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