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强调，要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并从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深化外贸体制改革、深化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完善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机制等方面对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将“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作为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的首要改革举措和重要着力点。以上论述为进一步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推进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的机遇、优势和挑战

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是新征程上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充分利用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近年来，部分发达国家逆全球化潮流而动，叠加新冠疫情和乌克兰危机加速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重构，使得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所面临的外部环境趋于复杂严峻和不确定。察势者智，驭势者赢。当前应基于自身发展阶段和战略目标，保持战略定力，锚定我国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的时代坐标，准确把握机遇和挑战、优势和短板，抢抓机遇，提前布局，锻长补短，推进深层次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

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要把握四大机遇。一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相交汇，为我国带来重大历史机遇。当前，科技创新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密集活跃期，原创性颠覆性技术正在不断催生新产业、新模式和新业态。我国应紧紧抓住第四次科技革命带来的机遇，在5G、大数据处理、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加速成为引领者，从而实现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跃升，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建设科技强国提供有力支撑。二是全球加速绿色转型，为我国提供广阔舞台。当前，绿色化发展是大势所趋，加强绿色制造国际合作，推动构建绿色低碳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体系将深刻影响国际经贸合作格局。经过多年发展，我国经济发展和国际贸易“含绿量”持续提升，尤其在新能源汽车、光伏发电、太阳能电池等领域取得丰硕成果。三是全球经济发展和治理格局更加均衡，为我国带来更大作为空间。当前，全球“东升西降”态势逐渐凸显，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测算数据，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由1991年的83.1%下降至2023年的58.3%，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由1991年的16.9%上升至2023年的41.7%。经济规模趋衡将推动全球治理变得更加公正合理。四是全球服务贸易快速发展，服务业开放为我国经济发展带来新的增长机遇。当前，全球已经进入服务经济时代，服务贸易逐渐成为拉动全球贸易增长的新引擎，服务业开放的新机遇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新的增长动力和合作空间。

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具备六大优势。一是党的领导优势。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的领导优势不仅体现在高效的决策和执行能力上，更体现在对人民福祉的深切关怀和对国家长远发展的科学规划上，党坚强有力的领导是中国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的重要保障。二是科技创新能力大幅提升。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研发投入大幅攀升，高水平创新成果竞相涌现。2023年，我国研发投入超3.3万亿元，位居全球第二；研发强度为2.64%，已超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平均水平。2023年我国授予专利权、有效发明专利分别是2012年的4.2倍和5.7倍。“中国芯”“未来车”“数据港”等技术加速发展，国内首个“地面空间站”通过验收、嫦娥六号实现月背采样返回、国际首个通信与智能融合的6G试验网成功搭建、国产C919大飞机投入商业运营等，硬核科技成果频频涌现。三是拥有超大规模市场。当前，我国拥有超14亿人口、超4亿中等收入群体、超1.8亿户经营主体，市场规模潜力巨大。2023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47万亿元，成为全球第一大网络零售市场、第二大商品消费市场。超大的规模市场不仅创造出更多需求，也为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的创新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应用场景和广阔空间。四是拥有丰富的人力资源。目前，我国技能人才总量超过2亿人，高技能人才超过6000万人。2023年，我国研发人员全时当量达724万人年，连续11年位居全球第一位；我国内地入选世界高被引科学家的数量由2014年的111人次大幅提升至1275人次，跻身世界前列的科技人才加速涌现。五是具有完备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当前，我国拥有制造业全部31个大类、179个中类、609个小类，形成了从上游原材料、零部件、元器件、生产设备到下游产品的全链条生产配套能力，不仅强化了我国生产制造能力，使我国220多种工业产品产量连续位居世界第一，也为我国应对新冠疫情等外部冲击夯实了底气。六是国际合作优势。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维护多边贸易体系、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国际舞台上的角色日益重要，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和支持。

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面临四大挑战。一是全球增长动能不足。传统经济增长动能对经济的推动效果已经显著降低，新兴技术对全球经济的促进作用尚未充分显现，全球经济处于增长动能换挡期。根据IMF预测，2024年和2025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从2023年的3.3%下降至3.2%，其中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速从2023年的4.4%逐步下降至2024和2025年的4.2%。二是大国博弈持续升级。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尤其是美国联合盟友在经贸、科技、产业、投资、合作交流等领域对中国筑起高墙、精准围堵。随着特朗普再次当选美国总统，中美经贸摩擦将再现，存在较大外溢风险，对中国的高水平对外开放带来了严峻挑战。三是国际政治深刻调整，全球不确定性和风险持续酝酿。巴以冲突扩大、乌克兰危机延宕演变、全球暴恐袭击回潮等加剧全球治理难度，国际政治格局动荡将对我国扩大开放带来更多不确定性。四是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调整、增长动能转换的攻关期，稳增长压力较大，为我国塑造国际竞争新优势带来挑战。

以制度型开放引领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

改革的本质内涵是制度的变革，制度型开放是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最核心特征之一，这一表述最早见于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适应新形势、把握新特点，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国内国际场合强调扩大制度型开放。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决定》则将“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作为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的首要改革举措和重要着力点。制度型开放，就是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对不适应开放型经济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进行调整和完善，实现规则、规制、管理、标准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的相通相容，打造透明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使其更加适应开放发展的需要。

一是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调整。充分发挥亚太经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作用，深入推进与金砖国家、上合组织、《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机制合作，维护多元稳定的国际经济格局，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二是持续扩大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我国积极拓展自由贸易协定合作伙伴，截至2024年11月末，已与新加坡、尼加拉瓜、塞尔维亚等国家和地区签订了23个自由贸易协定，我国与自由贸易协定合作伙伴的贸易额比重超过30%。自由贸易协定有助于消除贸易壁垒，促进不同国家之间的产品和服务能够自由便利流通。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越扩大，制度红利释放越多。应积极推动与更多国家签署高水平自由贸易协定，进一步提升自由贸易协定开放水平，不断拓展我国自由贸易协定合作伙伴“朋友圈”。

三是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深化国内改革。当前，国际经贸规则正由与市场准入相关的“边境上”措施，延伸至以国内规制为主的“边境后”措施。我国应主动对标《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等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扩大数字产品等市场准入，深化国有企业、数字经济、知识产权、政府采购等领域改革，加快构建并完善相关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推动国内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

四是统筹区域协调开放，优化产业开放布局。继续巩固东部地区开放先导地位，加快推进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开放。推进中西部地区的开放平台建设，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契机加快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打造新的开放高地和经济增长极。进一步放宽跨境服务贸易和投资领域的市场准入，发挥金融开放引领作用，优化投资、贸易、创新等对外交流合作体制机制，完善配套政策措施。

五是继续做好先行先试和压力测试。以更大力度先行先试推动深层次改革，围绕货物贸易自由化、服务贸易扩大开放、数字贸易加强合作等方向，在有条件的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开展先行先试和压力测试，加快推出一大批基础性、开创性改革开放举措，更好发挥改革开放综合试验平台作用，并做好成果集成和创新经验推广。支持在上海、广东、天津、福建、北京等具备条件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方面率先与国际接轨，为我国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积累有利条件。

作者李震单位：国家外汇管理局外汇研究中心

作者吴迪单位：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决策咨询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