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是二战以来国际政经格局演变的分水岭，也是全球经贸投资发展的历史转折点。自那以后，全球经济增长动能明显减弱，关于全球经济会否“日本化”的担忧也不时出现。新冠疫情影响消退后，2023年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不减且物价低水平运行，针对中国经济“日本化”的讨论又喧嚣尘上。通过比较中、美、日等经济体可以发现，由于资产价格泡沫破裂、宏观政策失误以及人口老龄化加深等深层结构性问题，日本经济陷入了“失去的20年”，成为经济发展面临“高收入之墙”困境经济体的典型；为对冲新冠疫情冲击，美国实施了超宽松货币政策和大规模财政刺激政策，推动居民收入较快增长和消费需求稳定恢复，成为疫后支撑美国经济恢复的重要力量。当前中国并未出现所谓“资产负债表衰退”，但需要关注市场信心不足、预期偏弱等问题。展望未来，中国仍然拥有较大的政策回旋空间和经济发展潜力。

从国际经济对比看，当前我国不存在所谓“资产负债表衰退”问题

第一，上世纪90年代日本资产价格泡沫破裂后，出现了所谓“资产负债表衰退”问题，并陷入了经济增长长期停滞的困境。在资产价格泡沫破裂前，日本经济经历了较长时间的经济高速增长、宽松货币政策和金融自由化。日经225指数在1970—1990年间翻了约18倍，涨至38000点以上。日本东京房价指数从1980年初的90点左右持续攀升至1991年的240点以上，翻了约1.7倍。由于经济增速下行、美日贸易摩擦加剧和宏观政策短期迅速收紧等因素共同作用，1990年日本股市和楼市开始出现历史性崩盘。日经225指数从1990年的高点38000点快速下跌至15000点左右；东京房价指数则从1991年的高点248.3点持续下跌至100点以下。资产价格泡沫破裂成为日本资产负债表衰退的导火索。此后，居民和企业部门资产负债表经历了长时间的衰退。由于家庭资产价值大幅缩水，居民消费意愿持续低迷，居民部门杠杆率从上世纪90年代的70%左右逐渐下降至2016年的60%以下。受大量企业破产、企业投资意愿和投资能力减弱等影响，企业部门杠杆率从上世纪90年代的140%以上一路下降至2016年的93%左右。

第二，美国居民资产负债表非但没有在新冠疫情中受损，反而收入有所增加。截至2022年末，美国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71万美元，较新冠疫情前（2019年末）增长了12.52%，主要原因在于美国通过政府加杠杆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稳定和改善了居民资产负债表。截至2022年末，美国居民部门杠杆率为74.8%，略低于新冠疫情前水平（2019年末为75.6%）；美国政府部门杠杆率则从2019年末的99.8%迅速上升至2020年末的122%。分阶段来看，美国居民收入增长来源有所变化。新冠疫情期间由于美国财政“直升机撒钱式”的强刺激，美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并不是匀速的，增长快的时点恰好对应着大规模财政“发钱”。例如2020年3月的《冠状病毒援助、救济和经济安全法案》（“CARES”法案）共推出2.2万亿美元，2021年3月的美国政府救助法案共推出1.9万亿美元。新冠疫情后美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则是由前期财政刺激的滞后效应、劳动力市场旺盛推高工资收入以及资本市场持续恢复带来的财富效应等因素共同推动的。美国居民收入增长带来消费需求的迅速释放，先表现为商品消费支出的较快恢复，接着服务消费支出随之修复，进而使消费成为疫后美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