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亚洲金融危机25周年。二战后发展中国家私人资本流动基本枯竭，主要是接受发达国家官方援助。20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开启浮动汇率时代。伴随着发达国家金融自由化和资本账户开放，一些发展水平较高的拉美、中东欧新兴市场国家开始进入国际资本市场融资，很不幸的是很快就于80年代初爆发了国际债务危机。进入90年代，汇率大幅度贬值的货币危机又接踵而至。1997年，当时被国际社会看好并自诩与危机绝缘的东亚地区，货币竞相贬值的浪潮突如其来，并演变成全面的经济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并蔓延至几乎全球所有新兴市场国家。至此，在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中，新兴市场国家几乎无一例外遭遇国际性金融危机，经济发展和赶超的步伐停滞甚至倒退。

迷途当知返。危机的教训是深刻的。每一次危机的具体情景都不一样，但危机的根源和本质是一致的。借债总是要还的，尤其对货币不是国际货币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偿还外债是更严苛的硬性约束，要求这些国家未来能产生足以支付本息的收入，而且还必须是外汇收入。纵观20世纪后半叶，发展中国家国际收支经常账户整体是持续逆差，但国际资本的流入使得这些国家放松了对经常账户可持续性的警惕，就连实行出口导向型战略的东亚各国在90年代中期经常账户也开始出现逆差，这就为危机埋下了祸根。

吃一堑长一智。危机以后亚洲各国开始深度调整。一方面，通过一系列紧缩性政策实现经常账户由逆差转为顺差，积累外汇储备，提升自身获得外汇的能力。进入21世纪，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整体国际收支经常账户呈现顺差格局，国际投资头寸状况也逐步从国际净债务人身份转为国际净债权人，为融入全球化夯实基础。有钱才能借钱，也不排斥借钱。另一方面，这些国家也没有对国际资本关闭大门，而是权衡跨境资本流动的利弊得失，采取更为审慎更为务实的资本账户开放和管理政策。今年4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审查报告对2012年发布的《资本流动自由化与管理：基金组织观点》进行了更新。在此前重点关注资本过度流入后如何管控风险问题的基础上，提出即使当前尚未发生资本过度流入风险，但如果存在外债积累产生货币错配风险并可能引发危机的情形，成员国可在债务性资本流入激增发生前就预防性地采取跨境资本流动管理措施。随着全球跨境资本流动格局的变化，IMF关于跨境资本流动管理的政策取向发生了显著变化，经历了倡导资本流动自由化→允许危机时临时资本管制→认可资本过度流入事后管理→建议预防性资本流入管理的政策调整过程。

行稳才能致远。我国是为数不多在融入全球化过程中没有发生危机的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在利用外资方面采取外商投资自求平衡、整体“量入为出”的理念，积极出口创汇，坚持以我为主、循序渐进、服务实体经济的开放道路，成功解决了外汇短缺难题，并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上的关键节点，为全球经济带来了结构性变化。同时，不断深化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稳妥有序推进资本账户开放，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适时启动人民币国际化，成为全球化的重要力量。

居安要思危。正是由于选择了正确的方式融入全球化，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和当前美联储加息的冲击下，新兴市场国家表现出较强韧性。然而，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新兴市场国家经常账户顺差收窄，叠加俄乌冲突和发达国家货币政策收紧，全球通胀高企，风险正在攀升。作为世界经济大国和全球化的维护者，我国在解决国际货币体系困局、倡导国际货币体系稳定机制安排方面大有可为。应进一步统筹发展和安全，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推进金融高质量发展，实现高水平安全，进一步维护新兴市场国家的利益，维护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

作者系国家外汇管理局外汇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