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前财政部副部长、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约翰•泰勒曾指出，“金融一直是美国对外政策的第三大支柱，前两大支柱分别为政治和军事”。美国的金融制裁以其金融霸权为依托，具体体现在其对本位货币的发行权与对资金流向的控制权。

从实践看，虽然美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占比有限（约10%），但美元是世界最主要的储备货币（占官方外汇储备的61%），且约有50%的国际贸易与40%的国际支付（通过SWIFT系统）以美元结算。随着各国对金融的依赖程度不断加深，各国的美元化程度也不断加深，使得美国能够对全球资本予以控制，对全球信贷予以把握，从而赋予了美国与他国不对等的金融制裁权。

从历史演变看，冷战结束前，美国的金融制裁囿于东西两大阵营的分裂而力度有限，主要采取与盟国合作或通过联合国的多边方式：冷战后，美国金融制裁趋于单边化。尤其在“9·11”事件后，《爱国者法案》强化了美国总统对金融制裁的裁量权（金融制裁体系在美国由行政部门掌控，总统作为行政部门首脑拥有金融制裁决定权），金融制裁的地位进一步上升，并在随后对朝鲜、伊朗与俄罗斯等经济体的制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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