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投资者在对中国货币政策的研判方面具有较大的共识，同时也存在不小的分歧。比如，都关注到经济下行压力在逐步加大，而就业比较充分的局面可能被打破，因而均认为需要加大货币政策的操作力度来加以应对；但对货币政策出台的时机、方式的看法则存在一定的分歧。笔者认为，通过分析中国经济基本面的特征变化对货币政策的影响，可以发现，其中有所“变”，亦有所“不变”。

稳增长和稳就业目标始终是货币政策放在首位的政策目标和研判出发点，这一点不会轻易改变。但是，2018年以来货币政策对于经济下行压力和就业形势的研判似乎呈现了更多的政策定力。笔者认为，这一转变背后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近年来全球多国经济的走势均呈现出多变性，以至于包括美联储在内的多国央行在实践中均逐步减少了对前瞻性指引的依赖，更倾向于依靠数据进行决策。二是中美贸易摩擦是影响当前包括中国在内的多国经济的最大不确定性因素，而中美双方的谈判进程一波三折，客观上要求货币政策保持高度的灵活性。三是尽管在政策利率及存款准备金率等方面中国的货币政策均有一定的空间，但空间较此前两年事实上已有所收窄，因而也要求政策坚持“底线思维”。不过，在近期国务院常务会议做出“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判断，提出“加大逆周期调节的力度”的政策主张之后，货币政策支持稳增长和稳就业的意图已非常明确。

关注物价稳定目标或者说通货膨胀目标，始终是中国货币政策最重要的目标之一，且至今没有改变。但是，考虑到全球低增长、低通胀和低利率的长期停滞状态，当前，不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中，都需要改变，或者说要深化对于通货膨胀目标的认识。比如，美联储通过工作论文等多种方式探讨提高通胀目标水平的必要性；又如，有观点建议引入更为广泛的价格指标，如考虑GDP平减指数，或将产出缺口因素考虑进来的名义GDP目标制等；再如，考虑到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教训，有观点建议，应同时将资产价格稳定纳入政策目标，将宏观审慎政策目标和通胀目标加以有机结合。中国人民银行也在2015年通过两篇工作论文专门探讨了通胀目标问题。一篇是Marlene Amstad等的《对中国基础通货膨胀指标的研究》，另一篇是王毅等的《核心通货膨胀测度与运用》。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是猪肉价格上升带来的消费物价指数的上升，以及经济基本面下行带来的工业品价格的收缩。基于以上政策思考，笔者认为，应改变简单关注CPI的做法，坚持更全面地看待价格走势和经济基本面下行压力并以此研判货币政策取向的做法。

中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处在一个数量指标和价格指标并重的阶段。两个指标都相当重要，需要兼顾，这点在最近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都不会改变。但是，8月17日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形成机制改革带来的一个改变，是央行利率工具等价格指标的重要性得到显著提升。LPR的报价方式改为按照公开市场操作利率加点形成。公开市场操作利率主要指中期借贷便利利率。这意味着央行的货币政策操作，将通过影响公开市场操作利率，传导至银行的边际资金成本，进而影响LPR，并最终传导到贷款利率，影响实体经济。不过，公开市场操作利率重要性的上升，并不意味着数量指标重要性的下降。市场上那种认为中期借贷便利（MLF）利率不下调就意味着货币政策力度不变的观点有失偏颇。MLF之所以成为加点的基础，是因为其反映了银行的平均边际资金成本；而降准这样的数量化货币政策操作，则可通过降低银行的边际资金成本，带动LPR利率的下调。比如9月6日的全面降准，使得银行负债成本降低了150亿元，占银行负债总额的0.01%，预计将带动LPR下调5至6个BPs。由此可见，数量调整和价格调整的政策方向一致，且存在密切的联系。政策工具表面的“变化”与政策目标实质上的“不变”因此得以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