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数字经济已经渗透全球经济运转的每个细枝末节。宏观经济层面，据中国信息通讯研究院的计算，2019年全球数字经济占GDP的平均比重达42%，其中高收入国家更积极地参与了数字经济转型（见附图）。微观企业层面，过去20年数字经济企业一跃成为全球市值的引领者，2020年全球市值前十的企业中有八家是互联网企业。

中国经济正值减速增质的关键转型期，告别要素依赖型的增长模式，数字经济接棒成为增质的主动力。2020年，中国数字经济占GDP的比重达到39%。在成长性日益稀缺的资本市场中，数字经济已成为A股成长性的重要来源。唯有把握数字经济的增长本质，方能正确理解数字经济时代之所谋所求，从而有的放矢地安排资源倾斜，在全球数字经济的竞争新局中掌握主动权。

数字经济的价值创造之锚

传统经济在存量博弈下呈内卷化状态。其成因在于制造业相对需求不足，而经济总量所掩盖的分配失衡也导致了长期潜在产出下滑、社会结构畸形和地缘政治动荡。数字经济则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模式变革，自动化与机械化对劳动力市场产生了替代性冲击。从这一维度出发，我们不应将数字经济简单地与技术进步画上等号，更为关键的是，数字经济重新定义了价值创造的过程。

传统经济的增长之锚实质是物，简单重复的劳动力也属于被物化的人力资源；而数字经济换锚为人，以数据衡量出人的创造力、影响力乃至行为习惯的潜在价值。如果说传统经济是以物权、债权、土地使用权为核心的存量分配体系，那么数字经济则是以人的创造力、影响力、技术知识等作为数权核心资产的流量分配体系。因此，数字经济所带来的增长可以不受现实资源与物理空间的限制，帮助我们摆脱存量博弈的囚徒困境。

具体来说，数字经济在价值创造的过程中，呈现出与传统经济相反的凹凸性。在初始阶段，传统经济的要素投入产出几乎成正比，以消耗实物资源换取经济快速增长；但在资源瓶颈显现后，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遂难以为继，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与之相反，数字经济的初始投入，较难产生即刻收益，现代信息网络的建设、用户数字习惯的培育以及算法算力的突破，都需要耗费大量的资金、时间与人力。区别于“即投即用”的传统生产方式，数字经济存在收益“真空期”，唯有基础设施初步成型之后方能启动价值创造。值得关注的是，一旦迈过这一阶段，由于数据的边际复制成本几乎为0，其作为生产要素不具有排他性，数字经济能够打破传统生产要素边际收益递减的陷阱，展现出“指数级上升”的价值驱动路径。

数字经济的增长本质

基于数字经济的价值创造路径不难发现，发展壮大数字经济的关键有二，第一是基数，关乎基础设施的完备度和先进度。例如，便捷的通信网络和普及的智能手机是消费互联网爆发式增长的根基。第二是指数，关乎后续增长的潜力与空间，唯有不囿于存量，不断开发增量市场，才能释放出行业更充裕的发展空间。过去十年，数字经济的发展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随着流量红利尾部展开期的特征逐步显露，基数和指数能够发挥的作用开始受到局限，亟需灌注新的生命力。

稳固基数的对策是谋求强大的数字化生产力。上一轮技术红利为消费互联网的渗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面向更高数量级的工业互联网，更强大的数字化生产力是不可或缺的支撑。2020年3月，政治局常委会提出了新基建的七大方向，其中5G、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即数字基础设施是发展重点。长期以来，市场分散和产能利用率低是传统制造业悬而未决的痛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2020年全年，工业产能剩余比超过25%。而消费互联网的加速进化推动定制化、个性化需求浪潮，“小单快返”成为行业运营趋势，致使制造业供需匹配的鸿沟进一步加大。过去制造业的数字化程度持续处于低位，主要原因在于其复杂程度更高，不仅产业链条冗长，需要考虑对物料、工具、人力、资金等上下游不同资源的组织，企业之间还存在多方利益的博弈，商业信息的机密性与数量级均不在同一层次。中心化设计的互联网技术重在连接人，而对实物资产连接不足，算力也无法承载巨大的工业信息流。如今物联网、云计算和区块链技术能够突破这一障碍，在提供基于多方共识的完整加密信任机制之余，以分布式计算方式加强了海量信息的处理功能。伴随新基建支撑起产业互联网的运行框架，制造业企业上链形成网状拓扑结构，实现供需的精准调度与匹配，将逐渐成为主流模式。

提升指数的对策是谋求对等的数字化生产关系。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数字经济生产力乘数效应的发挥，有赖于生产关系的妥善处理。数据的网络垄断性引致了三重不对等，即中小企业与大型企业的竞争地位不对等、用户与企业对数据的控制权不对等、数字强国与数字弱国的规则制定权不对等。脱离了公平开放的竞争环境，数字经济的指数效应将逐步衰减。因此，除了实体经济部门自身积极推动数字化转型，更需要监管对于整个产业秩序重塑发挥引导作用。当前，数字监管从平台反垄断、隐私保护和数字税等方面入手，表面为约束，实为鞭策，意在谋求数字经济时代的机会均等、规则均等与权利均等，以此释放出数字生产的巨大潜力。

数字经济下一站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往往处于利益分配的动态平衡之中。一方面，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创造的价值并不能与实体经济割裂。从商品构成角度看，数据价值的确挤占了人力、生产性资本等传统生产要素创造的价值，但其加总价值却有所提升。伴随技术进步和生产成本的大幅下降，传统生产要素所赋予的价值自然日渐走低。因此，数据价值创造的实质是对传统经济利益分配的矫正。另一方面，数字经济过热也会实现自我平衡。当人的创造力、影响力的价值无限被抬高时，大规模劳动力将不断流入这一领域。与之相应，商品的生产商将成为稀缺资源，引导最终利润由数据向传统生产要素回归。在数字化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全面重塑之下，这一过程不再是简单的倒退式回归，而是将激发出产业互联网的潜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发展或将呈现出三大全新态势。

第一，追求从消费者到生产者的对称性普惠。中国数字经济的上个十年是消费互联网的黄金时代，变革主要发生在产品市场（即居民部门向企业部门购买商品的过程基本实现数字化）。其初衷是将互联网服务近乎无差别地传递至每一个人，实现某种程度的机会均等化。但若用经济学模型稍加分析便可明白，这实质上是一种非对称的普惠。其一，虽然生产者与消费者的整体福利获得长足提升，但是原有生产者却因为生产门槛的降低而受到利益侵害。其二，人工智能与大数据等新技术持续提升劳动生产率，加剧了不同经济部门之间的贫富差距。其三，具备流量先发优势的大型平台挤压了中小企业的发展空间，发展后期或出现为了追逐利润而损害实体经济发展的情形。因此，数字经济的下半场将从产品市场转移至要素市场（即企业部门在生产商品的过程中运用数据），原有生产者有望通过打开实体商品的数字空间重获市场机会，而企业发展路径也将更多元化。数字化商品融合了数据与传统商品的多重特征，也将赋予传统商品新的数字内涵。

第二，拓展从连接人到连接资源的新六度空间。在消费互联网时代，互联网企业是六度空间理论的突出践行者，激发出社交网络的巨大价值。值得注意的是，产业互联网时代将不再局限于人的六度空间，而倾向于释放全部资源连接与整合的潜力。由此可以预见，产业互联网的一大革命性变化，可能是传统企业上下游的纵向联系将拓展为网状拓扑结构。其中，联盟链就是新六度空间的一项成功试验，原本并无明显交集的企业共处于一个技术支持的互信环境下，实现数据使用整个过程的透明可监督，进行更深层次的多维业务探索。

第三，打造从流量到诚信的合作型共识。原有六度空间以连接人为主，因而流量被视为核心，平台经济的发展模式相对固定，即垄断流量形成排他性的社区生态，挤出其他企业的竞争机会。而当从人的六度网络拓展到商品、企业乃至更多资源时，流量的不可取代性将会大幅降低，代之以如何连接更多资源、创造合作共赢价值的共识。因此，产业互联网将摆脱“烧钱”模式，拉开从竞争博弈走向合作信任的序幕，以互信互惠探寻增量业务价值。在产业互联网中，企业之间的交易量级将远超消费领域，因此建立一个切实可信的共识环境尤为重要。当前，数字人民币正在探索企业级支付应用，结合区块链技术全程可追溯的特性，料将成为释放数字潜能的关键性基础设施。如果说消费互联网时代致力于通过快速传递消除信息不对称，那么产业互联网时代则是通过追根溯源确保信息的真实性。倘若每个市场参与者能在自动化技术支持的共识机制下建立起信任关系，社会整体效率将大幅提高，数字经济赋能实体经济的“量价齐升”时代也将到来。

作者程实系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

作者高欣弘系工银国际宏观经济分析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