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海洲：全球货币体系第三次寻锚

在近日中国外汇管理杂志社组织的“外汇管理改革与发展研讨会”上，《中国外汇》学术委员齐聚一堂，围绕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等方面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展开热议。

中国国际金融公司董事总经理黄海洲认为，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终结了1985—2008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2.0版，遇上了全球货币体系每四十年一次的寻锚挑战，并与全球货币体系每八十年经历一次寻锚大周期的叠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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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8年发生百年一遇的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仍然面临严重、持续的低增长和低通胀。如果我们把“百年一遇”的危机和全球货币寻“锚”联系起来考虑，可以得出一个有意思的推论：在脱离了金本位以后，全球货币体系曾经找到过两次“锚”。

1929—1933年大萧条引发全球恶性通货紧缩，导致第一次全球货币体系的大调整，并开启了第一次寻锚。从1929年大萧条开始算起，此次大调整期持续了16年，中间更是经历了惨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直至二战结束，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大萧条之后，很多国家采取了以邻为壑的汇率政策，试图先把自己的经济从危机的泥潭中拉出，但是没有成功。国家之间的矛盾快速加剧，之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之后，在经济层面，除了美国之外，所有存在产能过剩的国家均被夷平，包括德国、日本和英国，美国成为一国GDP占全球50%的超大经济体。而在金融层面，早在30年代初，英美都先后放弃金本位了，美国替代英国成为了全球货币和金融体系的领导者，并成为当时全球最大的黄金储备国。在美国的主导下，1944年开始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成为了全世界的支付清算货币。从1929年到1945年，除了美元升值之外，全球其它主要货币均大幅贬值，尤其是马克、日元、法郎和英镑。此后，全球经济复苏和繁荣持续了26年（1945—1971年）。此为布雷顿森林体系1.0版。如果以1929－1971年为第一个周期，前后共42年。

1971年美国放弃美元与黄金挂钩，终止了布雷顿森林体系1.0版，开启了第二次全球货币体系的大调整和第二次寻锚。1971年，由于美国国内经济增长疲软、美元面临的特里芬困境、对外战争等因素，尼克松政府不得不宣布黄金与美元脱钩，美元大幅度贬值，马克和日元面临较大的升值压力。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正式瓦解。直到1985年广场协议和1987年卢浮宫协议的签订，新的全球货币秩序才建立起来。从1971年开始算起，此次大调整也持续了16年。期间，全球经济出现了严重滞胀，资产价格也发生巨大的波动。问题的解是通过稳定汇率和治理通胀双管齐下：在汇率方面，1985年五国集团（美、英、法、德、日）经过谈判达成广场协议，美元企稳，日元、马克大幅升值；在通胀方面，美联储时任主席沃尔克自1980年开始通过大幅提高利率，控制了通货膨胀，校准了美国的通胀预期。然而，只讲治理通胀的货币政策是不够的，如果汇率持续贬值，虽然短期可以校准通胀预期，但是对外贬值一定会转化为对内通胀。真正要稳住通胀必须内外兼修，对内需要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以及其他政策配套，对外需要汇率稳定。这正是1985年广场协议和1987年卢浮宫协议的作用。1987年开启了美元为主导的没有金本位的布雷顿森林体系2.0版。如果从1971年算起，至1987年的寻锚找了16年。此后，全球经济增长步入了黄金增长21年（1987—2008年）。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得益于这二十余年的相对稳定的外部经济和金融环境。如果以1971－2008年为第二个周期，前后38年。

从全球意义上来讲，第二次锚的效果非凡，以至于2008年之前，西方宏观经济学创造出一个新词大稳健（great moderation），认为永远地解决了增长和通胀问题，可以长期持续实现高增长、低通胀，同时增长和通胀的波幅较小。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就发现这个词错得离谱，全球经济从高增长、低通胀变为无增长、有通缩。美国搞了量化宽松（QE），欧央行（ECB）搞了QE，还有日本的负利率，国家各显神通，想出基于自身利益的应对之招，将本国货币贬值，加强贸易保护主义，以邻为壑，但效果明显不彰。

从深层次分析，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终结了1985-2008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2.0版，遇上了全球货币体系每四十年一次的寻锚挑战，并与全球货币体系每八十年经历一次寻锚大周期的叠加。

第三次寻锚的时间会有多长呢？如果上两次的寻锚经历有参考价值的话，那就还需要再找七八年。等寻锚成功，也许会开启一个新的全球经济繁荣周期，这个周期可以持续二十余年。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开启全球货币第三次寻锚，2016年10月人民币纳入SDR一揽子货币也为开启全球货币第三次寻锚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但全球货币体系的第三个锚中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如何参与领导？全球应该如何共同改进全球货币体系的治理？全球如何从单一的货币通胀目标制过渡包括稳定增长和维护金融系统稳定性的多目标管理体系？这些都是极富挑战的议题。中美两国作为大国和发达国家、新兴市场国家的代表，理应起到引领作用。

1945年，中国参与雅尔塔会谈并签署相关协议，确保了中国的二战战胜国地位。这是中国进入大国行列的标志性事件，否则不会有中国今天的地位。不能作为主签人参与全世界最重要的谈判，那就无法掌握话语权。

1985年，五国集团签署广场协议。虽然日元、德国马克升值，但是日本和德国受益巨大。日本、德国参与了广场协议的会谈并签署协议，这标志着他们从二战的战败国晋升为战后经济金融强国，加入了全世界的强国俱乐部。

中国必须参与并引领第三次大调整的相关谈判。同时，中国必须进一步深化对内改革和有序地扩大对外开放。只有这样，中国才会成为被全世界认可的又一个标志性经济金融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