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五”可为

发布:2015-07-14 09:16 来源: 《金融&贸易》2015年第2期 作者:刘涛雄
新常态下,中国“十三五”经济发展既面临一系列不利条件,也面临天时和地利。如能辅以正确的政策应对——人和,我们就有能力为十三五经济发展创造更大的想象空间。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新常态已成为共识。不久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 展望“十三五”,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既面临一系列矛盾和问题,也拥有天时和地利的有利条件;既有长期积累深层次矛盾的重大挑战,又有新浮现的历史性机遇。

潜在增长率下降考验战略定力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经典结论是,在制度、技术及其他条件类似的情况下,人均收入水平越低越可能有更高的经济增长率,人均收入水平越高越可能有较低的经济增长率。这意味着,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必然会逐步下降。不但未来十年会下移,十年后还会进一步下移,出现“新常态”,最终会出现和发达国家类似的4%以下的潜在增长率。而潜在增长率下移必然导致实际增长速度下降,进而给经济和社会带来一系列考验。

从国外的经验来看,在经济减速过程中首当其冲受到影响的是金融部门。这是因为,在经济减速过程中,企业营收增长减慢,且利润率下降的幅度会更大,从而导致企业在资本市场的价值降低。部分企业甚至出现现金流紧张,偿还贷款困难。这进而导致银行和贷款者坏账增加,信贷收缩。企业盈利能力下降和市值减少也会通过信贷市场的作用使得投资减少、信贷收缩。金融部门的收缩反过来又会导致实体经济更加困难,然后又传导到金融部门,形成恶性循环。从美、日、韩等国经历的金融危机来看,大都是在经济上行过程中积累,下行过程中诱发。因此,在今后至“十三五”期间,金融风险状况应该是始终被高度关注的对象。

一般来讲,经济减速也会导致收入增长减速。首先,政府财政收入增加减慢,进而影响财政支出。再者家庭收入增长速度也可能减慢,低收入人群甚至收入下降,面临生活困难。近年来,我国的财政收入增长减慢表现得更加明显, 家庭收入增长减速却不明显,这表明我国国民收入处于结构性调整之中。

潜在增长率下移提出了一个重要课题,到底新的稳态在哪儿?新的潜在增长率处于什么区间?从理论上看,潜在增长率主要由人均收入水平的位置、技术进步率(包括制度因素导致的效率改进)等因素决定,而且由于上述因素占有的不同,不同国家在高速增长后期增长率有很大差异;从实践上看,新的稳态位置不是先验可以主观确定的,应该依靠市场在不断试错中寻找,鉴于潜在增长率的不确定性,政策更应该关注的是就业、通胀率等能反映经济是否偏离潜在增长率的指标,而不是G D P 的增长率。

经济结构调整阵痛不可避免

结构调整可区分为增量调整和存量调整两种基本形式。所谓“增量调整”, 是指因为某些经济部门的更快增长或者因新部门的出现而导致的经济结构的变化,比如由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驱动的经济结构变化;所谓“存量调整”,往往是以去产能过剩为特点,通过一些现有部门的萎缩实现对各部门之间比例关系的再协调,一般体现在中短期经济周期中,以衰退为外在表现。从长期来看,经济结构变化更多是由增量调整带来的。如库兹涅兹在其经典名著《现代经济增长》中指出,现代经济增长常常驱动了深刻的结构变化:包括在产业结构上, 生产活动从农业向非农业转移的工业化过程;在人口结构上,人口从乡村向城市转移的城市化过程;在就业结构上,劳动力从人均收入低的部门向人均收入高的部门转移等等。

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不完全同于经济史上伴随经济增长而自然产生的结构变迁。当新技术带动新产业发展,进而带动生产要素从传统产业向新兴产业转移时,虽然也有存量调整,但那是由增量带动的。中国结构调整的一大特点是要消化长期积累的传统产业整体上的产能过剩、实体经济去库存和金融去杠杆化。既有增量带动存量的调整,又有存量自身的调整。因为结构性失衡的长期积累,所以仅靠增量拉动,不足以消化存量,因此不得不痛下决心砍掉存量, 同时倒逼增量的产生。从就业来看,前者是劳动力是从低处向高处流,得到更好的工作机会,而后者是劳动力失去现有的工作,不得不去寻找新的工作机会。存量调整显然比增量调整更加痛苦和困难,必然伴随更多的企业关闭和劳动者失业等现象。

未来十年将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十年。从G D P的需求构成看,降低经济增长对投资的依赖不是短期能够完成的。中等收入国家G D P的投资贡献率平均在30%左右,我国目前在50%左右,即使平均每年以2%的速度下降,要达到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也需要十年。从产业结构调整来看也同样如此,G D P中第二产业的增加值,中国比中等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高出10 个百分点左右,按照目前我国第二产业G D P占比每年降低约1个百分点的情况,要想达到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也需要十年左右的时间。

新一轮产业革命将破茧成蝶

自上世纪80年代以计算机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迅速发展以来,最大的一次新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浪潮已经到来。目前,大家对新一轮产业革命有诸多不同的表述,如工业4.0、物联网、智能生产、第四次工业革命,三次产业革命的延续等等,但其中的核心都是信息网络技术和传统工业化成果所产生的“化学反应”,对几乎所有的工业时代的代表性产品进行智能化改造,汽车、电器、建筑、家居等等,一批新产业产品如智能机器人、大数据等将进入大众化阶段,全社会的生产方式也将得到深刻改造。这一轮产业革命几乎可以被称之为一次新的工业化,同时又催生诸多全新行业。从促进经济增长角度而言,其潜力之大,影响之深,将远超过当年的计算机和互联网产业浪潮。谷歌执行主席Eric Sch midt曾表示,我们所熟悉的那种互联网将成为历史,物联网将取而代之,所有事物都将联网,而且这将成为每个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更重要的是,中国很有可能在这一轮产业革命中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万物互联最重要的平台基础是移动互联网, 而中国的互联网产业是世界上最领先的几个国家之一,我国的移动互联网甚至被认为领先于美国,这为物联网和智能硬件等的发展提供了极大可能;其次, 中国是世界制造业中心,其坚实的基础为制造业迎接智能化改造提供了广阔空间;再者,中国的工业和制造业企业普遍存在产能过剩,普遍有转型升级的迫切愿望,有拥抱新产业革命的巨大动机, 同时产能过剩使传统行业的企业市场价值降到低点,为外部进入者进行收购、并购提供了契机。这一次产业革命的主要模式是以信息技术和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和以制造业为代表的传统行业的深度整合,而中国既有领先的互联网产业,又有坚实的制造业基础,还处于制造业产能过剩且升级意愿强烈时期, 真可谓天时、地利,再加上人和—— 合理的政策,这必将给这一轮产业革命带来无限可能。目前,这种可能性已经显现,我国的智能家居、智能硬件等行业无论是资本市场还是实际生产,在全球都最为活跃。

消费驱动加速已蓄势待发

多年来,我国一直在强调依靠内需驱动经济增长,但实际情况却差强人意。目前,这种情况有望得到逆转,特别是在下一阶段,一系列有利于依靠国内消费启动内需的改革正在出现。

第一,电子商务的蓬勃发展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中国电子商务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国家统计局最近公布的2 014 年国民经济初步核算情况,全国全年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4 9 .7%。电子商务发展也带动了物流业的蓬勃发展, 根据国家邮政局网站消息,2014年中国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52%,跃居世界第一。电子商务发展还改变了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大大激发了消费热情。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这种趋势在今后还会进一步强化。

第二,消费金融即将快速增长。互联网与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将深刻改造金融业,首先将被大大促进的领域之一便是消费金融。一是因为消费金融可以充分利用互联网企业的数据优势。由于人们消费行为越来越依赖于互联网与电子商务,其消费记录会得到更完整的记载。在目前所有在线数据中,消费数据是最丰富和最好利用的一大数据源。通过大数据技术,根据过去数据对消费借款者的信用和风险进行评估,使得互联网金融优势明显。二是因为消费金融有“小微”属性。消费贷款往往是单笔金额小、发生笔数多,属于“小微”金融范畴。传统银行的“单件”处理操作模式使得消费金融边际成本过高,难以发展。互联网金融一大优势就是边际成本低,并行批量处理,可充分运用“大数定理”,天生为“小微”金融而生。

第三,智能化革命必将为消费升级创造广阔空间。物联网和智能硬件的发展将为工业化时代的产品插上智能翅膀,几乎所有耐用消费品都将面临升级换代。比如智能家居的发展使得冰箱、彩电、空调、厨房设备及家居装修等等都面临智能化换代。这将为启动内需创造极大的想象空间。

第四,还有一些其他积极因素会提高家庭的消费意愿。比如,“十三五”期间,住房价格增长低于收入增长是一个大概率事件,有助减轻家庭的购房压力, 将一部分收入转移到消费上来。社会保障体系的逐步完善、教育改革的稳步推进都有助于家庭将更大比例的收入用于消费。

“新人口红利”可能带来超预期创新发展

中国三十多年来的快速发展曾得益于劳动力成本低廉且劳动人口比例不断增长的“人口红利”。但今天,当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劳动人口比例达到高峰并开始下降且老龄人口比例逐渐上升, 这时的“人口红利”俨然已经演变为“人口负担”。但万物互联时代的来临,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正在创造基于网络效应的“新人口红利”。

从经济学理论上讲,人口规模大的国家相对于人口规模小的国家最有可能产生优势的产业是规模报酬递增性更强的产业。所谓“规模报酬递增”是指某些产业规模越大其竞争优势越强,效率越高。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是十分典型的这样的产业。著名的“梅特卡夫定律”指出,“网络的价值等于网络节点数的平方,网络的价值与联网的用户数的平方成正比”。也就是说当用户数翻一番时,网络价值不止翻一倍,而是变成四倍,这便是规模报酬递增,也是经济学常讲的“网络效应”。正因为这样,互联网企业在竞争时,往往不惜血本赔钱争取用户,因为用户即是价值。移动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不逊于甚至超过美国, 一大原因便是中国庞大用户基数带来的“网络效应”。腾讯公司产品“微信”一经推出,其市场价值迅速超越国外所有的同类产品。

从产业史来看,一般来讲,在传统产业上有比较优势的后发国家往往在先进产业上有比较劣势。从日本、韩国等后发工业化国家经济起飞的历史来看,几乎都是在制造业上有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而在当时的先进产业上有比较劣势。但今天的中国,巨大的人口基数使得中国在传统制造业上具有成本优势,通过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而经济迅速崛起; 正在这种比较优势趋于消失时,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兴起使得中国在这一先进产业具有人口规模的比较优势; 更重要的是,互联网和制造业的结合又将创造更先进的产业形态,带来新一轮产业革命。这就造成中国同时在传统产业和先进产业上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 这既是历史的巧合,同时也为我们完成民族复兴大业提供了空前机遇。

既有产业政策成为创新桎梏

纵观世界主要现代化国家,在工业化基本完成,进入中等收入国家之后, 都会经历一个产业结构升级,同时产业政策的内容与实施方式进行调整转型的过程。突出表现为两点:一是政策重点逐渐从对产业的保护、扶持为主转向更加重视对创新的鼓励和支持,即更加重视创新政策;二是政策运作上,从政府强力主导过渡到更加重视对竞争环境的保护和对市场机制的倚重,即更加重视竞争政策。二战后,日本产业政策处于主导地位,竞争政策则处于“休眠”状态。上世纪70年代以后,日本开始意识到原有政策模式难以为继,在《七十年代展望》中提出,“应该严格抑制过分的政策干预与产业的过度保护措施,产业政策的运用应限定在市场失败的领域(特别是伴随着公害和有风险的技术与资源开发,提供社会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扶持新型产业及促进衰退产业的转向)”。特别是在上世纪90年代泡沫危机之后,日本更加深入地反思了传统产业政策手段的弊端,于19 9 7年提出《经济结构改革与创造行动计划》,基本设想之一是:由于运输、通信、金融、能源、流通等基础服务和公共服务的高成本结构加速了日本产业的空心化,为此需要放宽限制、促进竞争、改革有关企业制度并推行公共服务市场化,使民间企业参与公共服务产业的经营,同时通过强化市场机制提高服务领域的效率,纠正日本的高成本结构。其他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如韩国、巴西等也走过了类似历程。

这种产业政策转型规律背后的逻辑是十分清楚的。对于后发国家而言,在追赶阶段,生产技术水平处于从落后向世界前沿靠近的过程中,原始创新活动少,模仿和学习活动多,而且面临国外强大的竞争对手,此时产业政策往往突出表现为保护幼稚产业和扶持主导产业。在模仿和学习的过程中,产业发展路径、生产技术路线基本上是已知的,政府可以通过集中大家智慧和发挥专家作用较为有效地引导产业发展。而当这个阶段过去以后,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模仿学习的空间越来越小,经济增长越来越依靠自主创新。创新是高度分散和不确定的,其有效信息分布在市场的各个角落,此时政府已经没有足够的能力和信息来选择产业、选择技术和选择企业了。同时,产业政策对市场竞争扭曲的副作用表现得越来越明显,进而成为创新的桎梏,良性运作的市场竞争对创新的至关重要性凸显。此时,最好的产业政策就是维持市场有效运作的竞争,同时辅以创新政策支持具有强外部性的基础研发活动。

当前,中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 面临着新兴工业化国家在经济转型升级发展道路上所出现过的同样挑战。我国已经把建设自主创新国家作为国家战略。在这样一个阶段,能否从传统产业政策转向竞争政策和创新政策,通过政策转型促进经济转型,是培育创新能力、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关键。目前我国产业政策总体上还是传统手段,甚至保留了很多计划经济的特点,可以说已经成为创新的桎梏。不难发现,目前我国创新最活跃的产业大都是产业政策相对较少的空白区。同样是互联网和传统制造业的结合,我国智能家电的发展全球领先,而智能汽车的发展则和欧美差距明显,其中原因值得深思。在以互联网和各行业互联互通为核心特征的新产业革命中,消除各行业进入壁垒、允许跨行业的无规则整合和自由创造至关重要,没有产业政策的转型这是不可能成功的。

 

总之,新常态下中国“十三五”经济发展面临着过去不曾有的一系列新情况。其中既有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所衍生的诸多影响和考验,也有经济结构调整无路可退带来的阵痛,还有产业政策严重不适应创新发展的需要亟待转型等诸多问题。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还面临消费和内需成为经济增长主动力已初步具备条件,新一轮产业革命即将成为现实,我国在新一轮产业革命中具有独特优势等天时、地利,如能再辅以正确的政策应对——人和,我们就有能力为“十三五”经济发展创造更大的想象空间。

作者系清华大学社科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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