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再工业化会伤及中国制造吗

美国再工业化的确是一项政府战略，但迄今既缺乏实施的微观机理,也难以得出将对东亚，尤其是中国制造业产生大的负面效应的结论。

自进入后金融危机至今，国内经济界有个持续发热的话题，那就是美国再工业化会对东亚经济，尤其是我国经济会产生多大的影响。再直截一点说，就是美国再工业化会伤及“中国制造”吗?细览近年各种议论，占优势的论点是，美国此举将对东亚EMEs(新兴市场经济体)造成直接威胁，且首当其冲的就是中国。最大的威胁是那些依赖美国企业外包(outsourcing)、离岸(offshoring)等业务生存与发展的产业和企业。有一种推断，如若美国重返制造业，既搞研发和知识产权，又搞制造，最终囊括了整个价值链，则那些原本依附在美国跨国公司海外供应链上生存与发展的东亚企业，尤其是中国企业，将可能被 “釜底抽薪”;进而，中国的此类制造活动空间，将可能被大幅压缩。

基于上述判断的对策建议也不少。其中，两类建议最引人瞩目：一类可归入“稳投资与缓消费”说，建议政府不要急着刺激消费降低投资比重，而应继续增加投资，借以营造制造业新优势;另一类可归入“控制产业成本”说，最多的建议是“社保缓行”，即政府不要急着压企业给劳工涨工资，更不要急着提高社保、医保水准，以免推高制造业劳动成本，进一步缩小了美国和中国制造业的成本差异，帮了美国再工业化的忙。

这里的核心问题显然有两层：一层是，美国再工业化能发生吗?另一层是，如果发生，将会采用何种形式并达到何种程度，又会对中国经济尤其是“中国制造”产生怎样的影响?

美国再工业化发生的几率

论及美国再工业化对东亚和中国经济会产生何种影响，首先得搞清楚其发生的几率。这就需要回答其所涉及的三个基本问题。

第一个是何谓——什么是美国的再工业化?对此，美国政经界的解释颇多：有的说是“重构美国资源于制造活动”的一种战略，有的说是重振美国制造业的一种战略设想，更多的则说是美国重返制造业。如果客观地看，可以这样去理解：美国的再工业化是美国政府在政客与政党利益博弈中提出的一种战略设想，核心内涵是重振美国制造业，直接目标是增加就业机会。

第二个是何为——美国政府围绕再工业化有哪些作为?即为此战略设想迄今有些什么动作?老实说，围绕再工业化战略的实施，美国朝野可谓说得多做得少，迄今勉强可以与这个战略扯上关系的“大动作”不过“两招半”。两招分别为“购买美国货运动 ( BuyAmerica Movement)和“促进制造业”。前一招系奥巴马政府2009年初上台伊始提出并力促的一项运动，其造势意义大于实际意义，旨在刺激美国出口减少进口。比如，提出五年内美国商品出口翻番，借以创造就业机会。后一招催生了一部法案，即《制造业促进法案》(the Manufacturing EnhancementAct)。该法案于2009年提出，次年经国会审议通过。法案提出，将采取切实措施以增加就业、复活美国衰落的制造业。“半招”则是一部近乎流产的法案，即《职业回国法案》(Bring Jobs Home Act)，旨在借助减免税收等财政杠杆，刺激美国企业把在海外的一些制造活动搬回本土。然而，该法案2012年已遭议会否决，2013年虽重新提交，但迄今尚未进入再审程序。何时能进入国会再次表决程序，官方标记的概率为零，通过的希望更是渺茫。

第三个是何以——美国能够凭借哪些因素推动再工业化战略?换句话说就是实施再工业化可以依靠哪些基础因素?客观地看，美国确有一些因素可以推动这项战略。其中，两类因素最显眼。第一类因素是民情民意。美国再工业化战略提出的背景，多半系一种民众情绪和政客热炒的“对接”。热炒的“素材”是“后危机期”美国经济复苏与就业滞后的巨大反差。金融危机导致的美国经济衰退只经历了6个季度，但就业恢复的节奏远远滞后于经济复苏，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故而，在美国民众那里有一种渐增的情绪，认为“前危机期”美国企业将大量生产环节移往境外，导致了美国就业岗位的减少;更有甚者，认为是中国人抢了美国人的就业机会。这种情绪传到政客们那里，不仅成了热炒的话题，而且还得到“关联智库”的“研究”支持：有观点认为，美国就业不振是上世纪“去工业化”的结果;也有观点提出，服务业虽能带来较高的收益，但其就业机会不及制造业。最具煽动性的是加上了“战略思维”的国家经济安全论，认为由于美国主要制造环节的境外化，导致工业品本土生产能力下降，而一旦与产业供应链上的主要贸易伙伴发生冲突，贸易供应链断裂，将直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由此，美国政客将再工业化推上了政府的“战略”层面。第二类因素是中美制造业成本的相对变化。具体而言，就是美国相对于东亚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中国制造业，关键的成本要素的价格发生了一些有利的变动。其中最强调的要素价格有二：一为劳动力成本，二为能源价格。前者表现为相对于美国工资的几乎未涨中国劳动力成本则大幅上涨;后者则源自美国的“页岩气革命”——由于发现了大量页岩天然气田并研发出有效的开采技术，美国天然气价格大跌，进而整个能源国际依赖程度都发生了大幅下降。然而，客观地分析，要素价格这种变动给美国造成的相对优势实在有限：虽然中美两国制造业相对工资差距有所缩小，但目前依然在7:1以上;至于美国能源价格和能源依存度降低，无疑也会抑制全球能源价格，而这又会惠及中国。

综合考虑民情民意和相对价格两类因素，得出的不可能是美国再工业化战略能够得到实施的结论，而只能是其缺乏实施的微观机理的结论。而常识告诉我们，在美国这样一个私有产权和自由企业意识根深蒂固的国家，如果仅有政客们的鼓捣和政府在就业方面的一些激励政策，而没有一种实实在在的微观机制能将企业和资本所有者的收益最大化意愿和政府战略意图“对接”，就不会产生多大的实质性效果。在这方面，奥巴马政府为再工业化提出的《职业回国法案》遭到否决就是一个例证。该法案试图对移往海外的企业征收20%的税费，结果因遭到美国“大佬”的强烈反对而搁浅。

美国再工业化对中国的影响

退一步看，即使前述两方面因素的合力外加美国政府的支持与政客煽情，能吸引个把产业的部分制造环节回归本土，但要促成企业外包与离岸业务的大规模回迁，则近乎不可能。再退一步，即美国再工业化战略真的得以部分实施，那会像有人预料的那样损害到中国制造的利益吗?在笔者看来，这个问题带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不大可能但或许也有可能。说得明白些，“常规情形”下不大可能，但“非常规情形”下则有可能。

先看“常规情形”。美国再工业化要真正损害到中国制造的利益，至少得打破四个方面的“常规情形”：

一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个偏好——多样性消费偏好。这个偏好直接引出的是产品差异化。怎么理解?同一种消费品，消费者不仅看重数量，而且偏好多样性。以汽车为例，一个家庭不仅需要多辆，而且还梦想着多种款式，服务于不同的出行目的。供给的厂商恰恰适应了消费者这种多样性偏好，开发出了多种多样的汽车。考虑到这种多样性或曰产品差异化，如若美国重返制造业就要增加汽车产量，并不妨碍中国造车。同样的例子在以往中国制造业扩张中并不鲜见。典型的例子是，中国开始大批量制造手表时，钟表王国瑞士并不怎么着急，因为中国所造的手表和瑞士手表档次各异。由于中国大量制造手表，全球普及型手表价格一落千丈，戴表的人数大增，刺激了全世界手表市场的扩张。而瑞士高档手表也搭了顺风车，乘机扩张了市场。这好比在文学市场，莫言小说凭借诺奖之名销量大增，并不妨碍王蒙、王硕甚至一些新生代作家作品的销路，反而激活了文学市场，各类“写家”从中受益。

二是产品内分工及其所依托的价值链贸易、供应链贸易。这是最近30年国际贸易发展的一个大趋势。传统大宗国际贸易发生在产业间和产业内两个层面：前者表现为不同产业之间所产不同种类产品的交换，后者表现为同一行业内部不同档次、款式甚至品牌的同一种产品间的交易，又称产品内贸易。贸易品主要是中间产品，即为生产消费者最终消费的那种消费品而需要的投入品。一件略有些技术含量的耐用消费品，往往由成百上千个零部件构成，全球制造业发展历史与现实和经济理论研究一再证明，这些零部件由分散在多个地域的众多供应商制造，每一类供应商专业化于一种零部件制造。这比集中在一个地域由一两家厂商包揽更有效率，也更能激发创新。这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发展大势。从这个视角看，美国再工业化不可能逆转垂直专业化分工而囊括一件复杂产品的整条供应链，也不可能逆转水平专业化分工来包揽某种产品的所有类别。

第三个是经济全球化大势。经济全球化即国与国之间更紧密的经济联系。进入新世纪，全球化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个阶段推动全球化的基础因素是信息技术革命。以互联宽带网和移动通信网为标志的通信技术革命，使信息流动成本一落千丈，信息甚至金融资产等可以光的速度流动，距离不再重要。由此催生了各种形式的生产与服务的外化。两个外化不可逆转，即外包(outsourcing)和离岸(offshoring)。经济学高度简化的模型推断和实证研究证明，这两个外化基于两大因素：一是劳动力技能的异质性，劳动者可分为高技能和低技能两个档次;二是最终产品制造过程不同生产环节复杂程度的多样性，因而附加值大小各异。美国高技能劳工占劳工的比重远高于一般发展中国家，故而集中于高技能、高复杂度的环节，而将低技能与低复杂度的制造环节外化给东亚各国，尤其是中国。从这个视角看，美国再工业化即便有些作为，也不会和中国抢夺低技能制造环节;因为这样做，企业不划算。

第四个是比较优势原理。这个原理最简洁的表述就是“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小到一人或一家企业，大到一区或国，参与分工最有效率的方式就是找到自己的比较优势之所在，按照自己的比较优势配置资源，放弃那些自己不具比较优势的产业。历史和现实一再证明，任何国家大而全一定失败，效率最低。美国精英们不可能不懂这个道理，自然也不会通过再工业化回到大而全，进而回到封闭经济时代。

既然这些常规情形很难逾越，美国再工业化损害中国制造甚至损人利己的猜想也就就很难成立。

当然，任何事情都会有例外，如若发生例外的非常规情形，结果又当别论。最大的非常规情形多半来自中国内部。假如我们的产业决策者判断有误，面对美国再工业化的鼓噪而盲目跟进，出台大的应对策略，则可能遭受损失。别的跟进策略且不论，单是稳投资缓消费建议，就足以自乱阵脚，加剧刚刚有些缓解迹象的内需不足和投资过度的病症，加剧产能过剩和环境灾难，并会再次延宕转变生产方式策略的实施。

结论是不难得出的：美国再工业化的确是一项政府战略，但迄今多半还停留在政府意愿和立法程序之中，缺乏实施的微观机理，做下去障碍重重。若将这样一个目前看来实现概率不大的战略视作我们决策的重要约束条件，盲目跟进(就像前苏联对美国“星球大战计划”的盲目跟进那样)，那最终很可能损及中国自身稳定的战略利益。客观来看，中国社会经济稳定的根基，在于提升劳工阶层的收入水平，让普通百姓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中国经济真正的希望，在于充分利用已经过剩的内外储蓄，营造全球无与伦比的国内大市场。在这个世界上，谁占有市场谁就有能力影响世界经济格局。

作者系浙江大学CRPE首席教授、浙江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