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7月开始，美国将开始调整其GDP统计方式。其中最核心的调整内容是将研发支出类别以及娱乐、文学及艺术原创类别（后者包括电影、长期电视节目、图书、录音等）纳入了GDP。而尤为引人关注的是将研发纳入到GDP的统计之中。

 

美国经济分析局8月1日公布的2012年GDP统计修正结果，比原值增加了5598亿美元，其中研发的纳入贡献了3967亿美元，占GDP原值的2.5%；娱乐等的纳入贡献了743亿美元，占GDP原值约0.3%。这一统计调整使得过去几年美国经济数据趋于向好：2009年至2012年的增长率分别提升了0.3、0.1、0和0.6个百分点，特别是2012年，增长率提升至2.8%的较高增长水平。

 

研发成为经济产出而非消耗

 

研究与开发支出是国民经济核算的一大分歧。联合国在1993年发布的国民核算体系（SNA1993）中，并没有将研发作为经济的产出，研发统计为当时44项争议之一。当时无法取得一致意见的是：研发是营业成本还是最终产出。研发作为经营成本，其价值是很容易确定并统计的；但作为最终产出，其价值核定则存在不确定性。

 

最新的国民核算体系仍搁置研发的统计方式。从1993年至2008年，联合国统计委员会国民账户专家组对1993年国民核算体系的44项分歧先后进行了处置，其中39项的统计方式达成一致或基本达成一致，但研发等始终无法消除分歧。2008年的国民核算体系（SNA2008）仍然搁置了研发的统计问题。

 

联合国统计委员会国民账户专家组倾向于将研发统计为资本形成，并认为可根据研发在未来经济中的效益来确定其价值。但是，部分国家并不认同专家组的建议。一是如果研究开发没有带来经济效益，就无法确定其价值，而只能以成本总额来确定其价值，自然就应该统计为中间消耗；二是研发经济效益的资本化统计是非常困难的，而且研发基于未来经济效益的价值核算可能要明显高于研发作为中间消耗的价值核算。但最终，专家组在2008年的国民核算统计中仍建议将研发作为资本形成而非中间消耗纳入到GDP统计中，同时表示将继续和各成员国进行研究，以形成具有可操作性和可比性的稳定统计方法。

 

美国成为第一个实行新版国民核算体系的国家，并将研发纳入统计的建议付诸实践。2013年4月，美国经济分析局就曾指出，将在今年7月调整GDP统计方式，将研发等纳入到产出的统计之中。美国经济分析局将研发记为无形资产投资纳入到国民收入与支出账户中，并将据此编制2012年美国经济投入产出表和2013年国民收入与支出账户。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BEA）公布的GDP统计调整的结果，因为研发等的纳入，美国2012年GDP规模提升了2.5%。

 

美国研发统计调整分两步走。目前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的政策，仅统计研发在本部门产生的对经济产出的影响，而暂不统计对其他部门产出的影响。比如，软件企业的研发价值，仅统计为其对该企业及软件行业的影响，而其他行业比如智能交通、智慧医疗和金融信息化等受此研发的经济产出增加，则暂不在统计范畴之内。如此操作的原因：一是本行业的产出影响容易分析、跟踪与统计；二是其他行业的产出影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可能会过度放大研发对经济产出的影响。

 

GDP统计调整夯实美国创新机制

 

美国GDP统计调整的意义不在于GDP扩容。作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GDP再膨胀3%对美国并没有特别的经济价值。有专家指出，该统计方式调整可能会降低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占GDP的比重，也会略降低美国财政赤字及公共债务占GDP的比例；但同时也会降低美国储蓄率，且对债务率的缓释也是暂时的。鉴此，GDP的调整虽然使得经济数据更加“好看”，但对美国国际收支平衡和内部经济平衡基本没有实质作用。

 

统计调整增大了美国知识经济的比重。作为一个创新型国家，基于研发创新的知识经济成为美国经济的基础支撑力量。2010年，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的经济贡献超过5万亿美元，占当年美国经济产出的35%以上，其后美国知识经济在再平衡中继续蓬勃发展。在不考虑研发创新的产出溢出效益下，加上此次统计调整“新增”的2.5个百分点，知识经济对美国经济的贡献将接近40%。

 

GDP统计调整的内在意义在于夯实了美国的研发创新机制。美国经济分析局国民核算主管莫尔顿表示，此次GDP统计调整是1999年将软件纳入统计以来的最大调整，目的在于“追索经济的重大变化”，“捕捉经济产出性质的动态变化”。GDP调整是基于美国经济结构变化和基于对知识经济的产出效应做出的，凸显了美国对科技创新的经济效应的极大关注。一定意义上，美国通过GDP统计方式的调整，将研发作为产出而非成本，是夯实了研发价值的“统计基石”，美国知识经济将因此再次腾飞。

 

美国GDP统计调整顺应了经济结构和研发创新的发展趋势。美国经济在上世纪80年代已经完成了从劳动密集型模式到资本密集型模式的转变，而新世纪以来知识密集型发展模式逐步凸显，特别是金融危机以来，经济结构转型和知识经济升级的趋势更加明显。美国产出统计的调整，在数字上美化了其增长水平，但在本质上则是如实反映了其结构变化的趋势。

 

金融危机以来，企业部门研发创新成为美国经济的主要推动力之一。危机之后，美国金融经济向实体经济回归，在去杠杆过程中，金融地产行业下滑的冲击被先进制造业、页岩气革命和信息技术等创新的产出效应所熨平。2012年年底，美国上市公司的盈利和现金率基本恢复到金融危机之前的水平，股指屡创新高。最为经典的例子是苹果智能手机，每款机型的销售额基本能为美国GDP贡献0.2～0.35个百分点，同时贡献50～60万个就业机会。信息技术与可再生能源技术相融合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更是引领了美国技术创新潮流。

 

美国研发创新机制中政府作用较大。美国在财政预算削减的大环境下，2014财年研发投入预算总额将达1428亿美元，比2012财年实际支出增加19亿美元（或1.3%）。更重要的是，2014财年预算更加强调战略性研发和创新性研究：一是加大对国家科学基金会、能源部科研局和国家标准技术研究院等三大科学机构的预算支持；二是加强对高端制造业的研发支持，建立、完善国家制造业创新网络；三是重点发展清洁能源和新能源汽车；四是对研发创新人才教育培训的支持。

 

对中国的影响与启示

 

知识产权争端或将加剧，出口压力将进一步显现。知识产权问题一直是中美经济关系中的一大分歧，中国基本处于弱势。美国将研究开发和文化原创等纳入到GDP的统计之中，就是对研发等的产出溢出效应的肯定。新统计方式将大力促进私人部门对研发创新的资源投入，也将促使美国加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中国面临的知识产权争端的压力将更大。此外，在研发创新中，美国经济再平衡将深化发展，经济效率也将提高，进口需求将降低，中国、澳大利亚等出口拉动型经济体的外需将因此受到一定的冲击。

 

研发的监测统计具有重大的经济意义。美国是第一个将研发纳入到GDP统计的国家，虽该统计方式仍存在不少分歧，但在统计监测过程中，可以强化微观经济主体以及公共政策部门对研发的关注和投入，从而提升经济的潜在增长水平和国际竞争力。中国可能无法立即将研发统计纳入GDP，但加强对研发的跟踪、监测和统计，也会增加政府和企业研发产出的溢出效应，优化要素配置效率，提升增长质量。

 

知识经济是未来转型的重大方向。中国经历了30余年的工业化进程后，已经成为了“世界工厂”，并逐步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转型；而美国则通过调整GDP的统计方式，正在引导经济结构由资本密集型向知识密集型升级。上亿双鞋子才能换1架波音飞机，5000个鸡蛋的价值还不及1个苹果手机：不难看出，知识密集型产业的附加值远远超过了劳动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因此深化知识经济的发展，才是中国未来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基础。

 

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和市场化交易机制是促进知识经济发展的基础。中国的创新思维、成果并非匮乏，但由于知识产权保护机制的不完善，使得部分知识产权无法发挥其应有的经济效应，更使得创新人员的激励丧失。强化知识产权授予和保护机制，加强对研发、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和利益引导，特别是建立完善的市场化的知识产权交易制度，才是实现创新人员自身价值和实现研发创新经济价值的长久之计。

 

创新型国家战略需继续完善。2006年，我国发布了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加快了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目前看，仍有诸多方面需要改进：一是人口健康、公共卫生、食品药品安全、防灾减灾、社会管理、生态环境和气候变化等领域的基础重大课题研究需进一步深化；二是产学研联动机制有待完善，以改变“研发一张皮、产业发展又一张皮”的分割状态；三是知识产权保护和激励机制仍不健全，应加强打击盗版，健全市场化知识产权价值转换机制；四是企业研发创新的主体作用仍有待提高，应逐步掌握高端制造中的核心技术并取得相关自主知识产权；五是创新型国家的基础环境和制度需要优化，比如基础性科学研究、基础教育均等化和均衡化、研发创新的价值转换机制、研发的财税政策支持等。

 

（作者 郑联盛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