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我国不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我国对外开放体制机制在不断提升的同时，也面临着诸多外部挑战。这其中最重要的是，伴随特朗普再次入主白宫，中美经贸关系又进入一个不确定性时期，双方的竞争博弈将更加“白热化”。

第二任期伊始，特朗普便展现出强硬的对华经贸政策立场，采取了“极限施压”策略。就职当天，特朗普签署了“美国优先贸易政策”备忘录，全面审查美国的贸易政策。2025年2月1日，美国对来自中国的商品加征10%关税；3月4日，特朗普以芬太尼为由，对华再额外加征10%关税；4月2日，美国对华加征34%的“对等关税”，由于我国坚决反制，特朗普又将关税税率提高了50%；4月11日，美国对华商品加征的关税提升至145%。5月12日，中美发布《中美日内瓦经贸会谈联合声明》，双方就所加征关税做出积极有效的调整，建立了经贸磋商机制。6月，中美经贸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在伦敦举行，双方达成协议框架。8月11日，特朗普宣布将对中国暂停实施24%的关税再延长90天。此外，美国还以“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的名义阻止我国通过投资获取美国关键技术，试图阻碍我国在高科技领域的发展。例如，2月21日，特朗普签署“美国优先投资政策”备忘录，旨在限制中美之间的双向投资发展。

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稳外贸稳外资。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始终坚持对外开放不动摇，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因此，如何应对特朗普新政对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带来的挑战，以及如何利用我国长期发展积累的优势来寻求化解外部困境的路径显得尤为重要。

不确定时代我国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优势

当前，我国对外开放水平相较特朗普第一任期已有了大幅度提升。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韧性为应对不确定的特朗普新政，并继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底气与优势。

制度型开放不断扩大与深化

我国稳步扩大的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为在全球不确定时代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卓越优势。

一是作为我国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推动制度型开放的重要载体，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和综合保税区等为我国外贸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中国政府网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合计进出口额8.45万亿元，同比增长10.3%。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稳步推进，2024年进出口额为2776.5亿元，同比增长20%。目前，167个综合保税区分布在我国31个省区市，2024年综合保税区合计进出口额6.7万亿元，同比增长4.7%。这表明高水平开放平台带动作用明显，在促进我国外贸稳增长、优结构、促转型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裴长洪、赵静，2025）。

二是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的不断缩减拓宽了外资企业的投资空间。截至2025年1月，全国版外资准入负面清单限制措施已缩减至29条，其中，制造业与金融业的外资准入限制已经清零，而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服务业领域的准入限制措施也在持续缩减。在此背景下，外商在华投资的规模将不断扩大、结构将不断优化。商务部数据显示，2025年1—7月，我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6133家，同比增长14.1%。电子商务服务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化学药品制造业、医疗仪器设备及器械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分别增长146.8%、42.2%、37.4%和25.5%。

三是不断拓展、深化的自由贸易区网络，促进了我国对外贸易稳量提质。截至2025年1月，我国已与30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23个自贸协定，自贸协定的条款质量也在不断优化与升级。例如，2022年1月1日，我国加入并签署的全球规模最大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正式生效。2024年12月31日，中国—新加坡自由贸易协定进一步升级议定书正式生效，双方以负面清单模式做出了服务和投资开放承诺。此外，2025年5月20日，中国与东盟十国也全面完成了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谈判，并积极推动年底前正式签署升级议定书。由此可见，制度型开放下扩大高标准的自贸区网络将有利于我国有效应对特朗普新政带来的一系列风险，并通过提升对外贸易的安全性促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格局的进一步完善。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不断显现

自2013年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沿线国家已逐渐成为我国对外贸易与投资的重要合作伙伴。对外贸易方面，10多年来，我国已成为68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114个共建国家的前三大贸易伙伴。共建“一带一路”沿线的东盟国家也已连续4年超过美国成为我国最大贸易伙伴。2024年，中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货物贸易额达到3.1万亿美元，较上年增长10.7%，占我国外贸总额的比重首次超过50%。这种强劲的增长态势在2025年继续保持，2025年上半年，我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进出口额近1.59万亿美元，占我国外贸总额的比重进一步提升至51.8%。

投资方面，商务部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水平达到新的高度，我国企业在共建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336.9亿美元，同比增长5.4%；新签承包工程合同额2324.8亿美元，增长0.4%；完成营业额1387.6亿美元，增长3.4%。2025年1—7月，我国企业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224亿美元，同比增长23.5%。对外承包工程方面，我国企业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新签承包工程合同额1320.1亿美元，同比增长18.2%；完成营业额759亿美元，同比增长6%。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有助于我国贸易与投资在不确定性时代能够持续健康稳定发展。在企业层面，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增强了我国外贸企业应对不确定性政策与不利局势的能力。部分外贸企业借共建“一带一路”建设的“东风”主动出海，在中美之外的“通道国家”投资建厂再对美国市场出口，以最大限度规避特朗普关税政策带来的“围堵”。还有的外贸企业开始主动拓展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市场，通过开辟全球南方国家等新兴市场在不确定性时代中找到稳定的增长点。

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与美国产业的“空心化”

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使外资制造业企业依然青睐于中国市场。首先，我国拥有14多亿人口的超大规模市场，且国内消费能力与意愿有较大提升空间。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1314元，剔除价格因素后同比增长5.1%。2025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5.0%。其次，我国劳动力在成本与素质方面具有国际竞争力。我国劳动力成本显著低于主要发达国家，有效增强了我国人力资源在国际市场上的成本优势。我国还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工程师与专业技术人才群体，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体系持续为产业输送具备较强纪律性、学习能力与工程实践能力的人力资源。再次，我国拥有配套完整的产业体系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产业基础设施最先进的国家之一，为产业发展提供了畅通高效的物流运输和数据传输网络，有利于制造业发挥规模优势与提升供应链效率。此外，近年来我国更加重视对外资企业在华营商环境的改善，通过各种措施为外资企业提供支持与保障。2023年8月，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外商投资环境 加大吸引外商投资力度的意见》，为更大力度、更加有效吸引和利用外商投资，为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提出了6方面24条政策措施。

美国产业 “空心化”难以支撑特朗普通过贸易制裁手段实现制造业回流的目的。美国产业“脱实向虚”让其众民对中国商品产生了较高的依赖度，若特朗普执意对华征收高额关税，则必将造成美国众民生活成本上升，其所推行的新政必然会遭遇较大阻力。2024年，我国出口美国的商品占我国总出口的14.7%。在此背景下，特朗普新政必将损害美国民众的切身利益，甚至引发党派斗争。更重要的是，美国产业“空心化”与经济金融化已形成彼此强化、相互依赖的关系。美国金融资本的超额回报加速制造业“外流”，而实体经济萎缩则迫使经济模式转向债务扩张与资本流入的路径依赖，这提高了对美元国际储备货币与霸权红利的深度需求。特朗普实施的“对等关税”等政策正在侵蚀美元霸权根基，也会导致美元流动性下降。所以，维护美元霸权与通过关税倒逼制造业回流存在根本矛盾。

特朗普新政下我国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路径

面对特朗普政府的强硬贸易政策，我国应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以自身的稳定发展为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确定性。

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持续培育外贸新动能，推动外贸外资稳量提质

一是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提升我国外贸韧性、推动全球共同开放发展。我国应基于自身发展需要，主动、有节奏、有范围、有层次地对外开放。通过有序扩大鼓励外商投资目录、持续缩减外资投资负面清单，推动我国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的对外开放。通过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寻求机会与更多国家/地区签署高水平自由贸易协定以及对已有自贸协定进行升级，打造高效畅通的多双边贸易机制。我国还应主动向其他国家/地区扩大开放市场。通过积极开拓外贸蓝海市场、吸引更多外商来华投资兴业，稳步扩大外贸外资规模，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落实好我国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给予最不发达国家100%税目产品零关税待遇。这不仅有利于扩大上述国家/地区对我国的出口规模，也有利于帮助最不发达国家/地区发展，实现互利共赢。

二是培育外贸新动能，促进我国外贸可持续发展。要积极支持跨境电商的发展。具体而言，可通过对跨境电商出口企业进行培训，提升其合规进行出口贸易的能力。还可通过组织跨境电商平台、企业与海外相关平台、公司进行对接，简化贸易流程、提升贸易效率，进而推动外贸规模的稳步扩大。与此同时，要积极鼓励外贸企业强化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技术等现代科技对生产经营的赋能作用。2025年5月21日，商务部等八部门印发《加快数智供应链发展专项行动计划》的通知，鼓励采用数智技术整合全渠道信息，加快消费端信息向品牌商、制造商的反馈速度，引导外贸企业开展“个性定制+柔性生产”，优化商品供给水平。

扩大制度型开放和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有效保障对外与吸引投资

一是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打造国际高水平投资环境。首先，要不断拓宽开放领域。我国已全面取消了制造业与金融业的外资准入限制措施。下一步我国应进一步扩大商贸文旅、医疗康养、电信以及保险等服务业领域的对外开放综合试点，将更多沿海发达地区以外的区域纳入试点范围，并在此基础上逐渐以点带面，扩大服务业开放区域，最终形成“沿海引领、内陆联动”的全面开放格局。其次，要重视制度创新。制度创新指深层次体制性变革与创新，有利于我国打造市场化、法制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吸引全球资本赴华投资兴业。具体而言，一方面要复制推广已有的制度创新成果。通过将我国自贸试验区、自贸港多年来实践探索产生的众多制度创新成果有序推广至全国，构建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另一方面要注重对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措施的完善与优化。通过主动与国际高标准法规政策进行对标，为对外开放提供更加稳定、透明、可预期的制度环境。

二是稳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开拓国际合作新空间。首先，统筹推进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充分评估共建国家资源禀赋与发展需求，选择有助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改善民生福祉、巩固伙伴关系的合作项目（谢心荻，2024）。其次，增加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数字基础设施的投资。发挥我国在数字技术领域的发展优势与丰富经验，加快建设数字“一带一路”，提高各国数字基础设施质量和等级水平，推动跨境数据流动，缩小共建国家与美欧国家间的“数字鸿沟”。再次，加大我国企业出海投资的支持力度。特别是民营企业在数字经济、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积累的研发技术与管理经验，可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投资打开新的市场空间与增长点。因此，应对拥有海外投资项目的民营企业提供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等政策支持，提升我国企业海外投资的规模与质量。最后，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与我国区域战略融合发展。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牵引，带动与我国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海南自贸港以及中西部省市等区域建立更紧密的产业合作，通过提升内外联动构建新发展格局。

推进金融领域国际合作，保障金融高水平安全

2025年4月21日，国务院发布《加快推进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工作方案》，提出要推进金融领域国际合作。

一是提升我国与世界各国在金融领域的合作水平。要深化多/双边以及区域经贸合作，增加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国际投资与国际金融中的结算场景，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例如，可通过《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东盟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建立更加密切的经贸联系，有效推进人民币国际结算。与此同时，要维护人民币汇率稳定。特朗普新政府的一系列政策将使美元汇率出现较大幅度波动，进而加大人民币汇率稳定压力，不利于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与高水平安全的维护。国家相关部门应充分发挥对外汇市场的宏观调控与监管作用，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二是确保我国证券市场的高水平安全。首先，保障上市企业的资金来源，以强化国内企业抗风险能力。例如，针对传统外贸企业，可以对其提供财政补贴、税收减免等政策支持，并鼓励企业拓展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市场，分散出口依赖，降低单一市场风险；针对高科技企业，可以在支持性产业政策的基础上，利用大数据、数字技术、金融科技等新兴技术建立科技企业数据库，并搭建金融服务平台，将各类型金融机构与高科技企业进行匹配，确保更多资金可以主动流向更具潜力的科技企业。其次，以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升我国证券市场对外资的吸引力。持续推动我国社会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调升外资对我国发展的预期，增强外资对我国证券市场的投资意愿。深化证券市场改革，通过增加上市公司披露项目、持续扩展与境外市场的互联互通等措施，吸引全球中长期资金进入我国证券市场。再次，在市场遭遇较大外部冲击时，充分发挥央企、国企的带头作用，通过发布公告、回购与增持股票等手段稳定投资者预期、增强市场信心，确保我国证券市场的繁荣稳定。

（本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智库基础研究项目〔ZKJC25190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马涛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作者张啸天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