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行业产能过剩了吗

发布:2017-06-29 17:31 来源: 《中国外汇》2017年第13期
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三去一降一补”成为宏观调控的主题。

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三去一降一补”成为宏观调控的主题。其中,去产能是重要内容。提到去产能,人们往往将其与治理企业的“小散乱差”联系在一起,而很少会想到金融行业。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中国的金融行业也一直面临去杠杆、去空转、去泡沫的持续压力。那么,金融行业有没有产能过剩的问题呢?金融业将来又将如何嬗变与转型?

 

主持:钟伟,《中国外汇》副主编

嘉宾:温彬,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

    张岸元,东兴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钟伟:欢迎两位参与本期的“圆桌”讨论。次贷危机以来,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央行陆续采取了量化宽松措施;而现在,以美联储为首,各国央行则正在或准备告别量化宽松,走向加息与缩表。时至今日,金融自由化不再那么流行,金融业规模的持续扩张面临挑战。例如,次贷危机至今,美国商业银行的物理网点减少了大约5%,影子银行系统不断萎缩,金融从业人员不增反减。在两位看来,金融业是否存在产能过剩的问题?如果存在的话,产能过剩主要体现在哪些领域?

温彬:“产能过剩”通常用于形容生产性企业的产出能力大于市场需求。而产出与需求之间的关系是动态的、相对的平衡。金融行业是否也可以用“产能过剩”来界定尚值得商榷。为了适应互联网金融发展,金融业开始从过去依赖传统的物理网点转向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由此导致了物理网点的减少。另外,从包括新金融在内更广义的角度看,也没有足够的证据显示,金融从业人员在绝对减少。

信用是金融的核心。当前金融领域的主要问题是信用过度扩张。一是信用扩张速度远超过实体经济增速,导致金融业泡沫化。2007—2016年,美联储资产规模年均增长18.9%,商业银行总资产年均增长4.5%,M2年均增长6.7%;而同期,GDP年均增长仅为1.3%,即使考虑通货膨胀因素,仍然远低于信用扩张速度。我国同样如此。2007—2016年,央行资产规模年均增长8%,商业银行总资产年均增长17%,M2年均增长16%;而同期GDP年均增长为9%。

二是信用扩张推高全球资产价格,导致资产泡沫。股票方面,美国三大股票指数连创历史新高;债券方面,各国央行加息与缩表之前,低利率环境推动主要债券市场走强,债券价格处于历史高位;房地产方面,随着投机性资金的涌入,主要国家房价再度高企,很多国家已恢复至危机前水平,甚至出现了泡沫。

张岸元:整体而言,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金融活动就是过剩的金融活动。目前中国金融行业主要存在以下两大突出问题。一是中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过高。近年来,中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持续攀升。2016年,该占比达到8.35%,相比十年前2006年的4.54%大幅上升了3.81个百分点;2017年一季度,更进一步上升至9.98%,仅低于2015年“股灾”前第一季度的10.9%。而相比之下,2016年,美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之比为7.3%,相比金融危机前2006年的7.6%,下降了0.3个百分点;日本2015年的占比为4.44%,相比2006年的5.76%大幅下降1.32个百分点。横向比较,中国金融部门占比显然过高。

二是“单位存量社融的现价GDP产出比率”急速下降。2002年至2008年,中国“单位存量社融的现价GDP产出比率”运行中枢是0.85;金融危机之后,该比率迅速下降,到2016年已经降至0.48,较2008年下降了0.37。与美国横向比较来看,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美国人均GDP约12000美元,“单位存量社融的现价GDP产出比率”为0.49;金融危机后,虽然实施了史无前例的量化宽松政策,但该比率运行中枢一直稳定在0.23左右。而中国该比率在金融危机后的急速下降,明显有反常之处。即便考虑价格、资本对劳动的替代、直接融资、二手房信贷高增长、土地开发使用融资但土地增值不计入GDP等众多因素的影响,也不足以解释这种反常。

 

钟伟:从短期看,2015年之后,中国央行资产负债表的扩张速度明显放缓,但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的扩张速度总体却高于央行。同时,中国金融业增加值对GDP的贡献已超过了房地产,且高于美国。随着影子银行的退潮,互联网金融的分化,在两位看来,中国金融机构是将继续扩张,还是有可能在资产负债、人员、网点、产品甚至组织架构等方面做出调整?

温彬:近几年,我国金融机构以加杠杆模式推动资产规模快速增长。截至今年3月末,我国银行业总资产已经达到33万亿美元,超过欧洲、美国和日本。随着央行货币政策收紧以及金融监管的加强,今年一季度已经出现了银行业总资产规模的增速放缓。

在金融去杠杆的大背景下,当前的银行业更加注重结构优化,在资产负债、网点、产品服务等方面采取了针对性举措,提高服务的质量和效益。比如针对经济发展中的短板,普惠金融、绿色金融、消费金融和科技金融等方面可能会成为未来结构性调整支持的重点。特别是随着技术进步,银行业会综合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科技、新理念,采用线上线下结合的策略,实现渠道的多元立体化。

张岸元:中国金融部门需要经历一个与实体经济再平衡的过程。从中国实体经济当前的规模看,可能不需要如此庞大的金融部门为之服务,而不断下行的实体经济可能也无法满足持续积累的巨量金融资产参与收入分配的需求。中国金融业需要休养生息、放慢增速,重新与实体经济相匹配。这一过程与制造业去产能有共通之处,但不一定会出现金融机构的全面缩表、行业规模绝对缩减的局面。

 

钟伟:从监管看,金融自由化似乎逐渐被不断强化的监管所取代,包括对金融机构的穿透式监管,以及对金融机构资本监管要求的提高。这使监管套利行为受到抑制,跨境金融活动也在分化,全球的金融资产价格面临调整。两位认为,监管趋严有可能对金融产能造成何种影响?

温彬:今年以来,我国监管部门为落实“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的要求,相继出台了多项监管举措:央行将表外理财纳入广义信贷,银监会严格治理“三违反、三套利、四不当”等市场乱象,证监会也加强了对上市公司股权激励、重大资产重组及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保监会则加强了对万能险和保险机构股票投资行为的监管。监管举措利于促进金融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防止金融过度创新。

金融监管加强也引起了金融市场一定程度的波动,实体部门融资成本也有所上升。目前货币市场、债券市场波动性增强,市场利率持续走高,金融机构流动性风险和利率风险上升。对企业来说,发债成本不断攀升,融资渠道因银行收缩表外业务而受限,给下阶段的稳增长带来了压力。因此,强化金融监管既不能因噎废食,也不能期望毕其功于一役,把握好执行的力度和节奏至关重要。

张岸元:监管趋严可能产生的影响非常复杂。一方面,强监管稳定了投资组合的价值。加大交易成本是本轮强监管的重要结果,这实际上起到了锁定资金,维持虚拟、稳定的资产价格的作用。但另一方面,强监管也使得金融机构面临新的去产能压力。金融机构的价值在于管理风险,没有风险、市场没有波动,资产管理等诸多业务也就丧失了存在的基础。管制下服贴的市场是监管的产物,但失去了价格发现和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市场也就没有太大意义了。

 

钟伟:从长期看,金融技术不断进步,人工智能异军突起,数字货币崭露头角。物理网点不断被新渠道和虚拟网点所取代,柜员和客户经理也可能被虚拟客服和智能投顾逐渐取代,钞票的设计和印制,甚至银行卡外包产业也受到数字货币革命的持续冲击。随着金融机构的智慧化不断取得进展,两位认为,技术进步是否会导致传统金融产能的过剩并催生新型金融服务?

温彬:金融行业历来是应用新技术、新理念的先行者,而新技术和新理念也催生了诸多新型金融服务:一是以移动互联网为核心的移动支付革命。2016年,我国移动支付交易158万亿元,同比增长45.6%,占当年非现金支付交易的4.3%。二是大数据和人工智能驱动智能理财革命。随着用户网上行为数据的指数化增长,以深度学习为核心的人工智能挖掘利用海量数据,将促进金融服务与产品的智能化、远程化、个性化和普惠化。科尔尼咨询预计,2015—2020年,人工智能投顾管理的资产规模年均增长将达到65%左右。面对新技术革命,银行业整体会加快转型升级步伐,传统的金融产品、服务、营销、风控、组织架构等,都将不断向智慧、便捷、高效、廉价的新型金融转型。

张岸元:目前,我们较多看到的,还仅仅是“金融互联网化”对传统金融模式的影响。电子货币与数字货币有着本质的区别,真正的数字货币带来的冲击,几乎还未出现。

 

钟伟:面对全球央行的加息与缩表,以及中国的金融去杠杆,两位对既平稳推进金融产能去化,又坚守不爆发系统性风险底线有何大致判断?在传统金融去产能的同时,新型金融产能能否凭借创新而崛起?对此,两位又有哪些政策提醒和建议?

温彬:综合经济结构、财政货币政策、信用杠杆等因素判断,我国目前金融风险总体可控。金融科技发展有其自身规律,金融转型离不开信用中介的本质。金融业转型升级是一个正在发生、持续进行的过程,不会一蹴而就。新型金融加快发展的同时,传统金融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有存在的必要。

为防范金融风险,建议去杠杆要掌握好力度与节奏,兼顾当前和长远,平衡宏观审慎和微观管理;必要时还可设置过渡期,防止节奏过快影响金融机构的经营,引发风险。建议进一步协调金融监管,加强金融行为监管,完善监管制度,规范金融创新。比如,可将同业存单纳入同业负债管理,确保委外保持在合理范围。为加快金融创新,建议调整、完善税收、考核等政策,支持金融科技的应用,发展投贷联动、场景金融等新型金融服务模式。

张岸元:我国目前的监管围绕房、股、债、汇几大市场,覆盖了国内金融的主要领域,基本形成了闭环。中国作为全球最主要的金融市场之一,当前出现的局面是前所未有的。我认为,该局面会延续较长时间。一是短期内强监管不会转向,如果管控措施突然松绑,将带来无法控制的后果。二是即便金融监管体制改革落定,强监管局面也不会终止,在当局未确定金融与实体关系已实现匹配之前,强监管不会鸣金收兵。三是政策逆转需要较长的执行周期。至于金融创新,其出现是为了突破监管的限制,但并不是所有的监管都能催生创新。按照当前的监管态势,我并不认为短时期内金融创新有太大的机会。

 

钟伟:谢谢两位的精彩分析。温博士认为,与其说金融产能过剩不如说是信用过度扩张;岸元博士认为,中国金融业的膨胀,和美国等西方国家相比并不是新鲜事。两位都指出了资产价格高企的风险,都认为全球流动性趋于常态化和中国金融监管趋严并非权宜之计。温博士较为强调金融创新的重要性,而岸元博士则指出当下似乎不是金融创新的窗口期。人不能提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面,中国金融业也确实到了厘清功能定位、加速脱虚入实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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