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建董事长晏志勇：“一带一路”建设要防止“穿旧鞋、走新路”

作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主力军，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中国电建”）在全球清洁低碳能源、水资源与环境建设领域位居前列。中国电建紧跟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参建了一批重大项目。截至2016年底，中国电建在全球102个国家设有243个驻外机构，在116个国家执行勘测设计咨询、工程承包、装备与贸易供货等合同2156项，海外业务以亚洲、非洲为主，辐射美洲、大洋洲和东欧，形成了以水利、电力建设为核心，涉及公路和轨道交通、市政、房建等领域综合发展的“大土木、大建筑”多元化市场结构。

4月11日，中国电建董事长晏志勇接受了本刊专访。晏志勇表示，中国电建海外发展战略与“一带一路”倡议高度契合。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中国电建充分发挥产业链一体化优势，海外业务稳步推进。他建议，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中，中国企业要防止“穿旧鞋、走新路”，要战略引领，按规划投入，避免一哄而上的局面，以使中国的企业、中国的投资能朝着同一目标有序推进。

《中国外汇》：“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已有三年多时间，您认为，三年多来“一带一路”建设取得了哪些成就？给各国老百姓带来了哪些实惠？ 

晏志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是在深入地研究了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历史，深入地研究了当今世界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问题之后提出来的。无论是两千年前的丝绸之路还是当前的“一带一路”，中国都是怀着一种朴实的感情“走出去”。走“一带”就是要交“一带”的朋友，虚心地向沿线国家学习，共享发展成果。这也是“一带一路”倡议在短短三年多的时间内就获得广泛响应、甚至是热捧的根本原因。“一带一路”谋求的是不同种族、信仰、文化背景的国家共同发展，强调共商、共建、共享，在这些方面，全球已经形成了很大的共识，这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三年多来取得的最大成就。

从务实成果看，“一带一路”倡议得到了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其中50多个国家同中国签署了合作协议。中国企业已经在沿线20多个国家建立了56个经贸合作区，累计投资超过185亿美元，为东道国增加了近11亿美元的税收和18万个就业岗位。

就中国电建的自身体会而言，“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三年多来，包括交通、电力在内的一批基础设施项目得以快速落地，缓解了当地能源短缺、交通不便的状况，也快速改善了当地人的生活。更重要的是，通过各大施工项目，当地国培养了本国产业工人，当地居民就业技能得到提升，居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改善。而一些重大工程采用国际一流技术与设备，项目运营管理属地化，这些项目为当地培养了技术骨干，这些人很有可能就是未来的业务专家。所以，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国企业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在做到了授人以鱼的同时还授人以渔，既解决了沿线各国急需解决的应急问题，也助其解决未来长远发展问题。

《中国外汇》：“一带一路”建设给中国电建带来了哪些发展机遇？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电建积累了哪些发展理念与发展心得？

晏志勇：中国电建的核心竞争力就是“懂水熟电、擅规划设计、长施工建设、能投资运营”。水是人类赖以生存的东西，电是现代文明发展不可或缺的基础性条件。中国电建不但可以很好地驾驭水和电，还将业务拓展至公路、桥梁、机场、铁路、高铁等基础设施。可以说，中国电建的业务范围与“一带一路”建设领域高度契合，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既是中国电建的使命，也是公司海外业务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

接受“使命”之后就是“行动”。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后，中国电建主动“迎上去”。无论是政府主管部门要求我们做的，还是委托我们做的，还是为项目所在国政府自我推荐所做的，中国电建都给予了高度重视，全方位、多角度地集中配置资源。中国电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有一个明确规定，就是我们不仅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分享中国电建先进的技术、产品和发展经验，还要分享一家企业发展中走的弯路。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企业，勇敢地去与别人分享它曾经的得失，可能作用更大。这也是我们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对外态度。

中国电建在具体项目方案规划时，明确提出了完善方案的三大原则：尽量减少河流水电开发对当地生态环境的影响；尽量减少河流水电开发对土地，特别是耕地的占用；尽量减少水电开发对原住居民的搬迁。

此外，因为“一带一路”很多国家的经济发展相对落后，要解决的问题也迫切，有时必须要做一些应急项目，但即使是应急项目也需长远考虑，否则今天的应急措施有可能就会为未来的可持续发展留下路障。所以中国电建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开展项目时一直倡导“规划引领”。比如，我们在为一国建设应急电站时，也会对该国长期电力建设提供发展规划；在启动电力应急项目时，也会带动中国电建在该国其他基础设施的建设。

中国电建的目标就是致力成为能源电力、水资源与环境、基础设施领域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综合性建设投资集团。随着进入海外市场越来越深入，中国电建的国际化路径也逐渐清晰，我们计划分三步走：一是实现中国电建国际业务的集团化，实现海外资源的最佳配置；二是实现海外属地化发展；三是全球化。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可以更好地促进中国电建国际化、全球化发展，这是中国电建发展为世界一流企业集团的重大战略机遇。

截至目前，中国电建参与了国家“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专项规划、中巴经济走廊能源合作规划、中国-东盟绿色能源网络规划、孟中印缅经济走廊规划、中亚能源合作规划、中国与东南亚四国电力合作规划等国家重点战略规划，组织实施了106个国家的电力市场规划研究；在“一带一路”沿线的42个国家设立了123个代表处或分支机构，在37个国家执行661份项目合同，合同金额2815亿元，合同存量约1700亿元人民币，累计完成营业收入约1200亿元。

《中国外汇》：中国电建是如何结合“一带一路”建设，实现自身海外业务的增长和内部管理效益提升的？在集团内部，从战略到执行力又是如何转化的？

晏志勇：中国电建是于2011年年底在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中国水电工程顾问集团公司和国家电网公司、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所属的14个省（市、区）电力勘测设计、工程、装备制造企业基础上组建的企业集团，拥有从规划设计到装备制造、工程施工的完整产业链。整合之后，集团旗下仍有多个出海小分队，为进一步形成合力，推广集团作战，2015年至2016年，中国电建将集团旗下的多块海外业务经全面整合组建成中国电建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同时在海外组建了6个区域总部，初步实现了中国电建国际业务的集团化、集中化发展，海外市场资源配置得到了进一步优化，中国电建的整体的品牌价值也进一步凸显。这点在市场上也得到了印证：2016年，中国电建国际新签合同约1800亿元，创历史新高。

关于海外发展属地化的探索，目前中国电建已建立了海外区域总部，为了进一步在当地扎根，中国电建尝试创新海外发展模式。如中国电建全资子公司与卡塔尔AMC公司以BOO模式共同投资建设巴基斯坦卡西姆港燃煤应急电站项目。该项目总投资约为20.85亿美元，由集团公司全资子公司与AMC公司分别按51%、49%的比例进行投资。卡塔尔虽然是第三国，但是我们优势互补，在管理属地化方面先行一步；其次，我们还将根据集团发展战略、业务结构以及全球市场布局的需要，尝试寻求与所在国、地区企业进行合作，做好产业链上下游的合理分工。如果有合适的标的，中国电建也会选择跨境并购，这也是未来国际化发展的大方向。

《中国外汇》：“一带一路”投资过程当中也面临着风险和挑战，中国电建是怎样应对这些风险和挑战的？

晏志勇：对“走出去”的企业而言，机遇与风险始终是一对孪生儿。实事求是地讲，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确实会面临不少风险，包括政策性风险、经营风险、市场竞争风险、融资风险、安全管理风险等，这对企业都是考验。一个优秀的企业家，也应该是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战略家。首先要能识别风险、研究风险，其次才是应对风险，从技术上建立有效的风险防范机制与措施。

在公司战略方面，中国电建整合国际业务，统一编队出海，有效提高了中国电建的国际业务整体竞争力和防范风险能力；在机制保障方面，中国电建建立了完善的风险管控制度体系，打造海外业务安全风险防范的完整链条，实现前后方无缝对接、国内外分级管控，使国际业务风险总体处于受控状态；在银企合作方面，我们不断加强同国内外金融、保险机构的全方位合作，调整融资结构，优化货币组合，对冲汇率风险。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电建同外交部、国家发改委、商务部等国家部委始终保持着密切沟通，严格按照国家法律和政策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确保公司发展方向与国家战略方向保持一致，为中国电建有效应对“一带一路”外部风险挑战提供了根本的保障。

整体而言，中国电建是“懂水熟电、擅规划设计、长施工建造、能投资运营”并拥有完整产业链的企业集团，我们可以从产业链源头有效化解、降低风险和挑战。但是，的确有两个方面事情需要政府为企业“保驾护航”：一是政治风险。“一带一路”沿线多国政府频繁变更，党派纷争严重，仅靠企业研判、应对政治风险，能力有限。另一个就是非传统安全的安保问题。面对恐怖袭击，需要中国政府主导或者协调对方政府来保护中资企业的人身安全。

《中国外汇》：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有一些项目由于某些原因未能按计划推进，您认为，其中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对公司发展又会带来哪些的影响？

晏志勇：您说的这种现象确实存在。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认为，导致“一带一路”基建项目受阻的一个重要原因还是在于资金缺口问题。应该看到，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基础设施工程的开发模式正在经历深刻转变。“一带一路”沿线不少国家财政吃紧，外债指标频频突破上限，主权借款能力和意愿均较低，F-EPC及主权贷款等传统融资模式日益难以为继，导致很多基建项目无法顺利落地。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中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并推动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主权基金的成立，以期为“走出去”的工程企业提供坚强后盾。政策性银行、主流商业银行和信用保险机构也在积极谋求业务模式创新，助力企业“走出去”。当然，我们企业自身也要不断练好内功，加强资本运作，加大融资创新，加深银企合作，着力解决好“走出去”的资金难题。

《中国外汇》：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市场主体，中国电建对相关部门组织“一带一路”建设有哪些建议？

晏志勇：在落实“一带一路”倡议的进程中，中国企业要防止“穿旧鞋、走新路”，要战略引领，按规划投入，避免一哄而上的局面，以使中国的企业、中国的投资能朝着同一目标有序推进，而不是出去混战、打价格战。否则，中国企业很可能会在质量安全、环境保护甚至是工期等方面出现问题，这就得不偿失。总的来说，建议“一带一路”建设要“高端切入、规划先行，技术先进、质量优良，风险可控、效益保障”。 

所谓“高端切入、规划先行”，就是不要单一考虑某个项目，要站在价值链的高端去研究规划全局。如，中国电建有个内部要求，去海外投资，我们不是简单地投资这个项目或者承包这个项目，而是考虑该项目能否为该国政府提供增值服务。比如当地国修水库是为了灌溉，修段路是为了交通，那中国电建就可以整体研究其水利、交通基础设施需求，对这个国家或地区出具一定时期内、一定区域内的基础设施总体规范方案。如果我们为当地政府提供这些规划，就可以进一步促进当地政府价值的实现，这也是一种战略性的增加值服务。

所谓“技术先进、质量优良”，就是对于具体项目在技术层面的约束。中国电建所建项目的执行原则就是，所在国对于施工项目的安全要求、环保要求标准如果低于中国，执行中国标准；如果高于中国，执行所在国标准。中国电建在卡西姆燃煤电站项目中，就是在中国标准、当地标准和国际标准之间始终选择最高标准去执行，从而有效提升了“中国制造”与“中国产品”在海外的声誉。所以我们建议，政府在“一带一路”建设推进过程中，要主动梳理和总结之前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弯路，做好顶层设计；而中国企业也要能够自觉遵循相关约定，以减少不必要的损失。

所谓“风险可控、效益保障”，是对项目履约的基本要求，是所有企业都必须遵循的。经过十几年国际业务的发展，中国电建累计在建项目数千个，对海外市场和项目运作实施有着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在总结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的基础上，我们形成了一套有效的国际业务风险管控体系。只有强而有力的风险控制能力，才能为企业创造经济效益保驾护航，而经济效益的产生才是企业持续前进的动力源泉。